俗  人

　　都說大愛無形，我則不然。我以為只要是愛都是有形的。
　　父親離開我們已近10年，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父親的印象卻越來越清晰。父親在我成長過程中的關愛，點點滴滴似乎永遠都在眼前，永遠縈繞在腦際。
　　打我記事起，我對父親的印象總是他見到我們時的微笑的形象。無論農話多忙、身體多累，也無論是饑腸轆轆時，還是心情黯然時，只要是見到我們，他永遠都是一張親切微笑的臉。因此，只要在家，只要看到父親下工回家的身影出現在門前的小路上，我們兄妹都會飛跑著去“接”他，所以，父親總是背上背一個，懷里抱一個，肩上扛著鋤頭回家。有好多次，我們都聽到母親的抱怨，他們已經不小了，你還這么慣著，再累再餓都要背一個、抱一個，何必呢？父親卻總是笑著說，他們還小呢，再大點你想抱他們，他們還不一定愿意呢！
　　我們兄妹8人，家里只有父親一個主勞力，那時的農村都是生產隊，口糧需得工分換。我們家屬于典型的家大口闊，即使苞谷糊糊加青菜，也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所以，母親總是變著法子節省糧食。春天來了，組織我們去挖野菜，夏天到了，總是洋芋、南瓜占大頭，糧食作為點綴當口糧，秋、冬兩季，多數總是一天吃兩頓，以致到如今，有人問我童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總是毫不遲疑地應答：“餓”。是的，有這種感覺的，可能不止我一個人。正因為家大口闊，能掙工分的人太少，我們家口糧總是全隊最低的，但父親出工出力卻是全隊最多的，無論天晴下雨，也無論嚴寒酷暑，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從未缺過工，什么重活累活他都干。無論是犁田耕地，還是割麥插秧，都能看到他辛勤勞作的身影。
　　后來，我上了高中，再后來我去外地讀中專，爾后我參加工作，與父親一直是聚少離多，但每次見面，他那永恒的微笑卻總是始終如一。我上中專是1979年，那時還未改革開放，從農村戶口轉為商品糧戶口，需先預交一年的基本口糧。當時我不理解這是為什么，后來知道我的商品糧計劃是從下年度開始的，所以當年必須先由我們家把糧食交上。按要求，上交糧食應是70%的細糧、30%的粗糧，而且細糧中，稻谷應占70%。我們家鄉，山高坡陡溝深，水田少之又少，吃米基本上就是過年。但為了我能上學，為了我能轉戶口，父親把家里僅存的200斤稻谷全部挑到了糧站，另外還有幾十斤小麥和苞谷，整整忙活了一天。雖然很累，但他卻始終微笑著。我上學時，父親挑著行李送我。所謂行李也就一床被子、一口木箱、一個提包，本不重。我說我自己拿就是了，媽送我就行了，您就不去吧。父親說，這是你第一次出遠門，我得送送。說著，父親挑起行李就走。我只能亦步亦趨地跟著父母，來到公路邊等車。那時，我們縣每天到市里只有兩班車，分別是每天6點半和8點從縣城發車，到我們乘車的地方大約需要1個半小時，雖然我們早上7點就到了公路邊，但第一班車并未停下載我，望著遠去的班車，我很失望。父親說，別急，還有下一班呢，這會兒我們說說話。父親說，你已經大了，要離開我們去讀書了，上學不是在家里，同學來自各處，要與他們搞好團結，在學校里要聽老師的話，老師就跟你的父母一樣，都是為你好，要好好讀書，要讀懂、讀通，把醫學知識學好，將來好為人民服務。實際上，這些話在我收到錄取通知書時他就說過，在等待上學的日子里，母親又不知說了多少遍。雖然他是微笑著對我說的，但我還是覺得有些心煩。就沒好氣地說，行了，不知說了多少遍了。我說話的聲音很輕。但我知道，父親聽了也一定不高興。然而父親沒說什么別的，只說，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正在這時，班車來了，而且停了下來。父親幫我把行李拿上車，母親幫我買了票。車門關上了，汽車啟動了。走了一會，我一扭頭，看見父母依然站在路邊，依然在向車子張望。我從車窗探出頭向他們揮手，二老忙不迭地連連向我揮手。我是家里的長子，有我的時候，父親已經40歲了，我頭上還有三個姐姐，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他們的掌上明珠，厚愛有加，細心呵護，生怕餓著、冷著、熱著了我。但客觀地說，我是生不逢時，正好在我們國家三年大自然災害之后，大人都沒飯吃，哪來的奶水喂我，只能用大米加蘿卜煮點米湯油油喂我度命。那時的父親還在參加社教工作隊，在襄陽農村搞社教，每月除了自己必需要的維持生活的基本開支，硬是省下12元錢，通過關系購得2袋葡萄糖粉帶回家來喂養我。母親后來常常提起這事，說如果沒有那兩袋葡萄糖粉，也許當時就沒有了我。小時候我對這話感到煩，并且根本就不相信。直到我學了醫，特別是我有了孩子以后，我相信這話，而且深信不疑。一個幼小的生命，只要有了糖水，是可以基本維持的，雖然可能發育的慢些，身材矮小一些。因此，我感謝父親不僅給予了我生命，而且拯救了我的生命。
　　父親是個農民，但對新事物的感知和領悟卻十分活躍。解放初他就參加了革命工作，任民兵營長，上世紀50年代一直擔任此職。每月30斤糧票，24元工資，60年代初還參加了襄陽專區組織的社教工作隊，并且受到張體學省長的接見。這是他一生見到過的最大的官，也是對他的工作肯定的一種回報，因為張省長接見的是當時的優秀社教工作隊員，他能有此際遇，算得上很不容易。也正因為他的優秀，才有了能買兩袋葡萄糖粉的能力。現在想來，實際上是他為我爭取到了不被餓死而生存下來的機會，這種父愛何其高尚，何其偉大！
　　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我們家人口漸漸多了起來，除了我們兄妹，善良的母親還收留了一個半大的孤兒，一家10口人，頓頓要吃飯，父親那點工資糧票，簡直微乎其微、杯水車薪，而且生產隊的其他人更是經常諷刺挖苦參加勞動的母親：“我們在給人家養兒子。”每到分糧的時候，會計、倉庫保管的臉色尤其難看，言語更為尖刻。無奈之下，父親只有放棄干部身份，回到家中，參加勞動，掙取工分口糧。父親說，我的孩子，我自己養活！半年后，父親擔任了生產隊長，他起早貪黑、辛勤勞作，組織社員發展生產。一年后，我們生產隊的平均口糧，從21斤漲到35斤。這在當時全公社都是最高的，但我們家每月分到的糧食，仍只有人均21斤，是全隊最低的。兩年后，父親擔任了大隊書記，責任大了、擔子重了，他的工作熱情依舊，仍然是起早貪黑，終日在田間勞作，不同的僅僅是他勞作的地塊從我們生產隊變成了整個大隊的所有地塊。在他的示范帶領下，全大隊人均口糧都達到了30斤。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所以70年代他作為全專區勞動積極分子，參加了鄖陽地區的表彰大會，我們大隊被地委授予先進單位榮譽稱號。父親還組織窯匠燒磚燒瓦，組織專班挑土筑墻，幫助全大隊40多戶窩棚戶、巖屋戶搬進了土墻瓦房。
　　長期的艱苦生活，尤其是繁重的體力勞動，父親的身體每況愈下，不到60歲，腰也彎了、背也駝了、手也耙了，再也使不動牛、耕不了地、抬不起“四牛”了。我說，沒事，您養我們小，我們養您老，天經地義、義不容辭。但他總是說，沒事，我跟你媽生活可過，你們別操心。所以，我們想盡點孝心、給點零錢，他總不要，說他沒有地方用錢。1986年底，我回家去看望二老。聽說我回來了，父親忙從屋里出來接我，他打開門，正好我進門，或許是高興，抑或是激動，父親一頭栽在我懷里，我一把扶住父親，關切地問，咋啦？父親說，沒事，我好好的。吃飯時我又提起父親的身體狀況，并問是不是病了。母親才說，有一年多了，你爸他吃不下飯，老是心口疼。我說，那為什么不給我說。母親說，他不讓說。飯后我仔細檢查了一下，并了解到他的病史，實際上不是一年多，而是多年，只是近一年多加重了。春節過后，元霄節前，我請假把父親送進了縣醫院，經過檢查，他的血色素只有3.4克，屬于非常嚴重的貧血。胃X光拍片顯示，胃大彎處有拇指大小龕影，屬于嚴重的胃潰瘍。醫生告訴我，再晚一段時間不治療，胃就會穿孔。我是學醫的，知道胃穿孔是什么概念、什么后果。因此，擔憂他的身體從此伴著我的心念，直到他離我們遠行。回過頭來，我告訴父親，您這病只有住院手術。他問那得多少錢。我說有病莫問錢，先治好病再說。潛意識里我是在說，錢是可以掙的，而生命只有一次，父親是不是太“農民”了。住進醫院，連續輸了800毫升血后，父親做了胃大部切除術，出院后在我家住了一天就非要回家。后來聽母親講，父親回去后就找到鄉黨委要求辭去村書記職務，雖然每頓吃不下多少飯，但依然閑不住，每天都要下地干活，他對母親說，住院花了那么多錢，給娃子們增加了負擔，我自己種點地、干點活、種點糧食蔬菜，也算給他們減輕點負擔。從此，我明白了父親的心思。父親不是太“農民”了，而是太“父親”了，他是變換著語言方式表達對我們的愛。因此，我為我當時的錯誤想法感到慚愧、感到羞恥。
　　隨后幾年，父親一直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但他見到我們依然是那樣慈祥地永恒的微笑。不僅胃痛吃不下飯，而且前列腺增生更折磨得他死去活來，但卻從不讓我們知道。因為工作繁忙，雖相距不足30公里，我也很少回家，加之結婚、生子、購房，從未想起過，當然更主要的是沒多余的錢孝敬一下父母，似乎把他們的養育之恩拋之于腦后。現在想來真正心如刀絞。直到1997年，父親再次眩暈之后，我才從母親口中得知，父親血尿數年。我當時大驚，又抱怨母親為什么不早說。母親說，你父親這個人你還不知道，他不讓說，怕你們花錢。正好小弟邀父母去他家住幾天，我連忙打方圓，極力促使他們成行，并在電話中要求小弟，一定要動員“頑固”的父親去醫院檢查一下。誰知一檢查，醫生說已有尿潴留癥狀了，得住院手術。小弟來電話問怎么辦，我說安排住院，我馬上請假過來。住院10多天后，父親做了手術，簽字的當然是我。這不僅因為我曾經是醫生，更重要的是我是長子。在送父親去手術室前，母親和小妹都哭了，我也有些忍不住心酸，一言不發，父親卻微笑著說，這有什么，也不是頭一次進手術室，況且這是大醫院，你們放心。手術做得很成功，病理活檢也顯示沒有惡變，我當時很覺放心。但災難卻一再降臨到父親的頭上。拆線后的第二天，父親發生了大出血，原本長好了的傷口只有再次打開進行清理，然而這還不算完事，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