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前門東區草廠四條胡同看望慰問群眾 謝環馳 攝

編者按：要固本強基，我們就亟須提高辦好“小事”的能力。

所謂“小事”，多在基層。如張阿姨想跳舞找不到場地、王家和李家因為裝修鬧起了矛盾、趙家門口有個垃圾堆長期沒人清理、修通村路多占了謝家三分地、劉家媳婦常給公公婆婆拿言語擺臉色……這些都是“小事”。

長期以來，有的地方政府十分關注大項目、大企業、大建設，對于“小事”，有意無意間較為忽視。結果是經濟大發展了，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不多，甚至積累起一些社會矛盾，滋生出種種不良情緒。

所以說，“小事”不小，它關系著人民群眾的大幸福。

習近平總書記在各地考察時，常常走進城鄉社區，了解群眾身邊的“小事”辦得如何。他明確強調：“要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把更多資源、服務、管理放到社區，更好為社區居民提供精準化、精細化服務。”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明確，盡可能把資源、服務、管理放到基層，使基層有人有權有物，保證基層事情基層辦、基層權力給基層、基層事情有人辦。

如何落實好中央要求?各地進行了豐富的探索實踐，半月談編輯部組織記者廣泛調研，從中梳理、總結出破解基層治理難的六大新支點：賦權基層政府、充實一線隊伍、激活協商民主、強化多元調解、提升自我管理、用好技術支撐。

顯然，六大支點不能囊括所有，許多探索實際上是多路并進，一些探索也還有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六大支點之別，是期望突出不同探索的主要發力點，以引發更深入的討論和思考，給予各地更可把握的經驗和啟示。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永州市藍山縣毛俊鎮毛俊村黨支部書記廖仁旺：“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這是當前基層治理中的一大問題。鄉鎮、街道處于一線，可以最方便發現問題、最高效回應需求，然而受制于財權、用人權、執法權等，難有大的作為。結果是群眾不滿意，街鄉干部也受氣。

推動治理重心下移，為基層政府擴權賦能勢在必行。這不僅能大大激發基層干部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推動地方經濟建設、社會發展，也有助于減輕基層各種不合理負擔，吸引更多優秀人才留在街鄉、流入基層，形成多方共贏、良性互動的局面。

群眾在湖南省汨羅市弼時鎮白鶴洞村的村民服務中心辦事

支點一：賦權基層政府

(新探索：四權下放、吹哨報到)

四權下放，基層辦事“不愁糧”

半月談記者 周楠

今年初，在一起安全生產事故后，僅因為“屬地管理”被直接免職，中部某縣一名鎮黨委書記意志消沉。他說，自己年年評優，如今卻因為這樣的理由被免職，實在是備受打擊。“鄉鎮對安全生產沒有執法權，沒有處罰權，加上我們人手也不夠，平時根本就管不到、管不了這些問題。”

半月談記者采訪時，不少鄉鎮干部將這一普遍難題總結為基層責大權小。一些大鎮強鎮更是“小馬拉大車”，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短板明顯。

針對此，湖南省開展“強鎮擴權”改革試點，探索治理重心下移。

位于湘贛邊界的瀏陽市大瑤鎮，2012年12月被確定為全國經濟發達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鎮。“核心內容就是四權下放。”瀏陽市委編辦主任張之儉說，按照推動事權與職責相匹配、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省市兩級充分賦予大瑤鎮必要的財權、事權、用地權、用人權。

改革前，大瑤鎮人員、辦公經費和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支出持續增加，鎮政府承擔了許多與其財權不相稱的事權，支出壓力不小。

從2010年起，大瑤鎮受益于財政“雙返”政策(即將新增地方收入的80%、土地出讓金的80%返還)和全額返還非稅收入政策，“辦事都不愁糧了”。大瑤鎮副鎮長趙舟飛說：“2018年財政分成是2010年的8.8倍，經濟建設和財政收入已步入良性循環。”

以執法權為主的事權下放，也讓大瑤鎮辦事“順了很多”。

大瑤鎮在省內率先成立的綜合行政執法局，讓縣級11部門635項涉及安全生產、環境保護、勞動保障、城鎮建管、衛生監督的部分甚至是全部行政處罰權可以在鎮一級集中行使。“一個鄉鎮一支隊伍管執法。”大瑤鎮干部說，“過去面對‘一票否決’，只能聽天由命，現在可以自己做主了。”

滿足大瑤鎮小城鎮建設發展的需要，用地權也被下放。2012年，省市國土部門開辟綠色通道，允許瀏陽市調劑部分用地指標給大瑤鎮，5年內可用指標達3平方公里，遠期彈性可再增加2平方公里，保障了城市建設用地需求。

人事問題一直是鄉鎮深感苦惱的難題。沒有人事權，鄉鎮干部出口不暢，缺乏有效激勵，存在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等情況。人才流失問題也突出，整個隊伍青黃不接。

用人權下放，讓當地得以大膽施行人事改革，打破身份限制，對39個中層崗位實行競爭上崗。目前，鎮里中層干部平均年齡37歲，在鄉鎮一級殊為難得。這幾年，大瑤鎮自主招錄規劃、財務、投融資等專業人才20余人，其中不乏名牌大學研究生。

擴權是手段，強鎮才是目的。如今，擴權強鎮的經驗在被推廣，也在被完善。

2018年，汨羅市弼時鎮被定為改革試點鎮。弼時鎮黨委書記吳艷平希望，下一步改革能有更大突破，把盡量多的公共權力和行政審批服務事項下沉到鄉鎮，讓鄉鎮干部擺脫不合理的束縛，有時間精力和財力物力為企業和群眾辦實事。

街鄉吹哨，部門報到

半月談記者 魯暢 熊琳

北京市“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賦予街道鄉鎮更多自主權、協調權、管理權、考核權，推動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極大緩解了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難題。

群眾難事“吹哨”解決

“自打公司成立，我們周邊的100余戶居民就沒睡過踏實覺。”石景山區五里坨街道三家店地區老住戶劉書舫說。

劉書舫口中的“公司”是指位于三家店火車站東側南院附近的天龍燃氣公司，公司院內常年存放6個大型液化氣儲存罐，最高存氣量達800立方米，且公司位于10萬千伏高壓輸電線下，安全隱患極大。

多年來，五里坨街道多次主動協調相關部門嘗試解決，但始終缺乏有效手段，天龍燃氣公司安全隱患成了一塊難啃的骨頭。“這些年，街道只能關注燃氣公司周邊情況，加強值班人員巡邏頻次，防止安全事故發生。”五里坨街道黨工委書記方慶祥說。

2018年，石景山區啟動“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工作，五里坨街道將天龍燃氣公司整治工作列為轄區“一號項目”。

吹哨第一步，五里坨街道請來區安監局、工商局、城管委燃氣辦、消防支隊等，確認該公司存在重大安全隱患的事實，停止對其換發經營許可證，責令其到期后停止經營銷售。可是，經營許可到期后，該公司仍拒絕搬離，又因該地土地權屬復雜，涉及多家央企，相關執法工作再度“卡殼”。

面對難題，街道再次吹哨，區發改委主動領命，將問題向市發改委匯報，請求支持。經多方協調，一個月后，國務院國資委下發《關于配合做好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相關工作的通知》，明確將疏解搬離天龍燃氣公司列為重點任務，要求涉及到的央企部門配合落實。

2018年7月末，大型液化氣儲存罐被全部拆除，常年困擾居民的安全隱患終于解決。

同樣得益于“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機制的推廣，昌平區天通苑南街道一聲哨響，轄區交管、城管、司法等部門及物業公司齊響應，將存在多年的86輛“僵尸車”一舉清除;東小口鎮結合實際，實行“村(社區)吹哨、各部門報到、鎮領導到位”，通過修補低洼路面、設置公共充電樁、安裝“智慧門禁”等一系列措施，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不斷增強。

為街鄉賦權，讓職能部門圍著基層轉

哨聲有什么魔力，讓各職能部門聞聲而動?專家表示，“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的實質，就是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條塊重構，解決基層組織權責利不對等。

“對于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而言，街鄉管轄范圍大、人口多、問題更為復雜，街鄉工作只能強化，不能削弱。”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鵬說。

街道干部表示，過去為解決轄區某一“城市病”問題，需要協商協調相關執法部門，常常是一家一家“拜山門”，周期長、效率低，“辦一件小事，就得協調十天半月”;現在，各職能部門對街道的單獨考核取消了，街道對職能部門參與社會治理情況進行考核，考核結果與被考核單位年度績效和評優名額掛鉤，哨響不到就可以給“差評”。

執法力量和權力向基層一線下沉，是“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機制的核心內容。在石景山區，相關職能部門組成綜合執法隊，執法力量黨組織關系全部轉入街道，街道黨工委行使管理權、考核權和任免建議權。同時，將380項行政處罰權下沉到街道，規范綜合執法流程，實現了“看得見、管得了”。

機構設置事關精細化治理成效。石景山區城管工委常務副書記高慧儒介紹，石景山區設立城管工委、城市綜合管委，統籌環保、城管執法、環衛等部門開展工作。街道綜合執法指揮中心直接對接區城管工委，城市管理各相關部門要做到“隨叫隨到”。

“一個部門單打獨斗解決不了問題，黨員干部坐在屋里也發現不了問題。”高慧儒說，職能部門向一線報到后，“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現象明顯減少，管理審批部門與綜合執法部門實現了信息互聯互通，更便于后續執法和管理的跟進。

實踐證明，“賦權”“下沉”“增效”是做實“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機制的三個關鍵詞。賦予街鎮更多權力、推動治理重心下移與力量下沉、機構設置要增效，少了哪一樣，效果都會打折扣。

目前，“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機制已在北京169個街鄉進行了試點，下一步將全面推開。同時，北京還努力把“最后一公里”向下延伸，探索“吹哨報到”機制的二級體系。

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強調，要推進“吹哨報到”向社區延伸。群眾身邊的事基本在社區，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區。要以健全完善機制為突破口，激活社區這個“神經末梢”。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咸豐縣清坪鎮申里壩村中心衛生室醫生楊芳：基層治理，事務繁雜。人口管理難、化解矛盾難、風險防范難、服務供給難等諸多治理難點，都受困于治理人員、治理力量嚴重不足。加之治理手段落后，治理資源有限，基層治理現狀與百姓期待相比，落差巨大。在此情況下，整合理順、充實壯大基層治理力量，進一步推動治理資源下沉，讓群眾事情有人辦，群眾訴求有人管，必然成為實現基層善治的重要抓手。

上海市公民警校的志愿者在向社區居民介紹防止詐騙的方法 裴鑫 攝

支點二：充實一線隊伍

(新探索：部門力量下沉、一站六聯、社區“三代制”)

“千軍萬馬”到基層

半月談記者 郭敬丹 吳振東 蘭天鳴

近年來，上海以強化街道黨工委職能作為突破口，把管理和服務力量放到基層，讓“千軍萬馬”到基層、在基層，使社區居民有了更多幸福感。

“巨無霸”社區康城的“變身”即得益于此。康城位于上海市閔行區，建筑面積208萬平方米，實有人口3.2萬多人。由于早期購房人員多為炒房客，小區公建配套設施嚴重不足，開發商、業委會、物業公司、居民間矛盾尖銳;小區技防設施基本癱瘓，人防形同虛設，是上海知名的治安“老大難”社區。

2016年起，康城所在的莘莊鎮黨委、政府掛牌成立了康城社區黨委、康城社區委員會和康城社區中心，下沉社區事務、衛生、文體3個中心，增設城管、公安、市場監管、房管4個工作站，并配備8名專職人員。

組織架構搭起來了，4個居委會及相關職能部門在“兩委一中心”牽頭下，定期召開例會，協調解決小區里的各類問題。曾經總是要報鎮職能部門“走流程”的社區難題，通過駐點工作站第一時間即可協調處置，社區宜居度大大提升。康城社區居民說，“如今，你請我搬家我都不搬了”。

黃浦區南京東路街道黨工委書記張婷婷表示，隨著社區治理、城市管理的精細化，面向基層的力量不斷整合，街道在協調處置難點問題方面更有作為，效果大大提升。

南京東路街道轄區內的廣西北路一帶是典型的老城廂，餐飲后廚緊貼居民區曾引發不少矛盾。現在，城管、房辦和綠化市容等各支力量都直接下沉到居民區，與居委會人員一起定點巡邏，社區難事實現了“馬上辦、直接辦、當場辦”，群眾投訴意見明顯減少。

在管理提升的同時，社區服務也隨著力量下沉豐富起來。

“這里的飯菜味道好，價格便宜，我中飯、晚飯都在這里吃。”黃秀芬阿婆帶著3歲孫女到社區食堂吃中飯。食堂在普陀區長征鎮新城片區網格化綜合管理服務片區(中心)內，服務區域涵蓋周邊9個居民區及企業樓宇。

長征鎮副鎮長徐軍說，通過建設15分鐘社區綜合管理服務圈，長征鎮有效解決了社區服務供給“資源散、空間小、內容少、距離遠”的問題。

充實基層干部隊伍是推動治理重心下移的重要抓手。上海把社區書記隊伍建設納入了全市干部、人才隊伍總體規劃，將優秀社區書記納入事業編制;建立職業資格認證制度，形成“三檔十八級”崗位等級序列和薪酬體系，并實行動態調整和增長。

“80后”王曉航原來是上海寶鋼超塑分廠的一名項目經理，2017年，他在上海市區兩級政策支持下，轉型為社區工作者，2018年8月成為上海蘇州河畔清水灣區的居民區書記。

“在企業，主要抓生產，抓效益，增減盈虧看得見;在社區，辦好一件件具體而微的‘小事’，為老百姓解決急難愁，獲得居民的認可和稱贊，我也很高興。”王曉航說。

如今在上海，一支4.8萬人的社區工作者隊伍、2萬多個黨建服務站點已然成形。基層人才不僅更加職業化、專業化、年輕化，也更有尊嚴感、獲得感和成就感。

一站六聯，聯起民心

半月談記者 譚元斌

治安靠狗，辦事靠走。一句土話折射出山區基層治理力量的不足。

在湖北省咸豐縣，263個村如今全部設立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站，“治安聯防、糾紛聯調、平安聯創、困難聯幫、服務連心、發展聯手”的“六聯”模式，讓基層治理有了好抓手。

村級“統戰部”

在咸豐縣實現全覆蓋的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站，被一些黨政干部稱為村級“統戰部”。

“統戰部”以村黨支部為核心組建，整合村“兩委”、三會(治保會、調委會、協會)、四中心(綜治、信訪、維穩、便民服務)、兩代表兩員(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網格員)、鄉賢能人、“兩新”(新經濟、新社會組織)法人、婦聯等力量，選優配強工作站隊伍。

咸豐縣高樂山鎮老寨村是首個設立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站的村。工作站43名成員，涵蓋了村內各方面人士，用村黨支部書記李明友的話說，“連對村‘兩委’有意見的人都包括在內”。由于覆蓋面廣、代表性強、權威性高，一些村干部擺不平的事，工作站卻能“輕松搞定”。

咸豐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劉擁軍告訴半月談記者，設立工作站，就是要團結更多、更廣泛的力量解決基層問題。

2016年，忠堡鎮板橋村開展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征地工作，得益于工作站的協助，僅用3天時間就完成全部征地任務。項目實施過程中，要遷走張氏宗族的一座祖墳，張姓村民阻止遷墳，工作一度擱淺。后來，工作站成員、張氏家族70多歲的張明懷老人連續幾夜召開家族會議，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終全族同意遷墳，且不附帶任何要求。

“工作站改變了什么事情都靠村干部的局面。”忠堡鎮板橋村黨支部書記劉恩波說。

據咸豐縣委政法委副書記、綜治辦主任鄧永剛介紹，咸豐縣263個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站共有成員5208人，其中村干部1438人，其余3770人均為社會各界人士。同時，一些村在村民小組建立了由組長牽頭的自管委員會，推動治理力量進一步下沉。這些村民小組組長，一般也是工作站成員。

“一網打盡”，網格員溫暖貼心

山村居住分散，治理不便。為此，咸豐縣建立網格化平臺，讓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站的網格員成為“網羅民情民心”的服務者。

“網格化能夠將老百姓從生到死的事情‘一網打盡’。”曲江鎮春溝村網格員鐘春艷說。作為工作站骨干成員，鐘春艷擔任春溝村網格員4年多來，通過網格化平臺為村民辦理各類事務600多件次。

在咸豐，網格化平臺實現了“農民辦事不出村”，網格員坐在辦公室里即可為村民直接辦理農機購置補貼、高齡補貼、砍伐證等44項審批事項。村民無法到現場的，還可遠程辦理。板橋村村民葉梅遠在廣東務工，花20元快遞費就輕松辦理了生育服務證。

“全縣整合了‘供銷e+’‘家鄉寶’等一批優秀農村電商平臺，將電商站點統一設在各村工作站，網格員就是聯結電商和村民的‘紐帶’，幫助代購生活用品、代售農特產品。”劉擁軍說。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當地正推動銀行業務進網格化平臺，以及其他信息化平臺與網格化平臺融通，以實現真正的“一網打盡”。“最好的治理是溫暖貼心的服務。”從網格員考上公務員的曲江鎮綜治辦工作人員龔新華說。

密切干群關系，齊心奔小康

老寨村過去是扯皮拉筋的負面典型，碼頭作風盛行，甚至“變壓器裝到哪里就看誰家厲害”。現今，該村依托工作站弘揚鄉村孝道文明，潛移默化之下，村風民風逐步改變。李明友告訴半月談記者，如今的老寨村，干群關系融洽，發展勢頭良好，他這個村支書好當多了。

“不像以前，成天都在調解矛盾糾紛;現在干部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發展上。”高樂山鎮黨委組織委員王莉談到工作站作用時說。現在，一些由工作站成員擔任負責人的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正在成為拉動村級經濟發展的引擎。

有了工作站之后，一些工作站成員還牽頭成立鄉風文明建設理事會，移風易俗，讓村民言行更文明、村莊更美麗。清坪鎮龍潭司村大坪小組工作站成員周國恩牽頭成立鄉風文明建設理事會，在理事會倡導下，該小組統一規劃，掀起了自建家園的熱潮。小組村民自籌資金30余萬元硬化院子路，綠化院子空閑地，建污水管道、路燈、廣場，組內面貌煥然一新。

咸豐縣清坪鎮黨委副書記、綜治辦主任任元志認為，工作站讓干群關系密切了，鎮村工作減負了，社會正能量增加，歪風邪氣減少，群眾脫貧內生動力增強，等靠要少了，社會秩序、社會治安實現明顯好轉。

社區“三代制”，“代”出獲得感

半月談記者 李勁峰

當前，許多在二三十年前由單位宿舍組建的老社區，普遍面臨基礎設施老化、遺留問題較多、公共服務薄弱等難題，成為矛盾高發區。武漢市江岸區西馬街江漢北路社區近年來充實社區隊伍力量、激活社區多元主體，建立訴求代理、意愿代言、事務代辦的“三代”機制，讓居民獲得感大大增強。

訴求代理：群眾上訪變成干部上門

在社區《訴求代理書》上簽上姓名后，江漢北路社區居民袁阿姨開啟了自己的新生活。

2005年，袁阿姨的獨子車禍去世后，她開始就“失獨”問題不斷上訪討說法。她反映的問題讓社區干部極為頭疼。社區居委會書記施敏說，袁阿姨的訴求社區層面無法解決，但可以通過社區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渠道反映，爭取政策。“實際上，她生活條件挺好，就是沒有親人，心里憋悶。”

位于漢口鬧市區的江漢北路社區，14個小區多是上世紀80年代的單位宿舍組成。3000多戶家庭，大多數都是國企退休、下崗職工。國企改制、房屋拆遷等歷史遺留問題較多，居民訴求較為復雜、各類矛盾較為突出。

結合居民訴求多元化、社區工作規范化需求，江漢北路社區逐步形成訴求代理機制，由社區干部上門了解居民訴求意愿，將居民要上訪的問題，轉換為上門收集意見的過程，變事后堵截為事中疏導。

“我自己就是武漢市人大代表，每年都是結合日常代理群眾的訴求來準備建議。”施敏介紹，加上入駐社區律師的法律服務渠道，社區形成暢通的訴求代理、日常走訪、進展反饋機制，贏得社區居民信任，僅去年就代理居民訴求100多項。

意愿代言：零碎反映變成集體代言

看到住了幾十年的樓房加裝上電梯，江漢北路社區42號小區83歲老人孫志榮和老伴，去年12月份又搬回7樓的房子居住。就在一年前，孫志榮老人因為腿腳不便，只能在外租房，每月房租2000多元，加裝電梯成了許多老人的愿望。

一些低樓層居民以影響采光、暴露隱私等理由不同意加裝，社區網格員便逐戶上門做工作：“加裝的電梯全密封，電梯里看不到外面”“以后高樓層熟悉的鄰居搬走了，樓下老人找個下棋、說話的熟人都難”……最終打消了少數住戶顧慮，4棟單元開始加裝電梯，并在春節前投入使用。

類似電梯加裝、水電安裝、水箱改造等社區公共事務，現在江漢北路社區都能通過意愿代言機制介入。依托網格員、樓棟長、鄰里代表、物業公司，社區組建民情民意小組，在每周工作例會上進行居民意愿梳理，將分散的居民需求變成集中反映的民意呼聲。

社區網格員桂丹說：“現在我們代言社區居民集體意愿，對外協調政府職能部門支持，對內做思想工作化解異議，工作起來理直氣壯。”

事務代辦：居民跑腿變成社區“代跑”

江漢北路社區還探索針對轄區空巢老人、殘疾人、高齡老人等特殊群體，開展事務代辦，讓社區居民少跑路、不跑路就能解決問題。

一名刑滿釋放居民因長時間服刑，謀生技能不足，加上家庭離異失獨，住房被拆遷，面臨住處、戶口、生計等一系列難題。剛出獄到社區報到后，居委會工作人員在公安、民政、房管等部門來回奔波，幫他陸續代辦了廉租房、落戶、低保等政策手續。原打算“破罐子破摔”的他，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每周社區組織的公益勞動，他都是最早趕來，和志愿者一起清理樓道、打掃雨棚。

如今，垃圾分類、小區停車等社區普遍面臨的難題，都得到妥善解決，一批社區文明公約獲得居民的認同、遵守。鄰里守望、志愿服務在社區蔚然成風。

江岸區委書記王煒說，“三代”工作機制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核心引領作用，傳遞黨的聲音、收集社情民意、調解矛盾糾紛，解決居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有助于引領德治便民、法治惠民、自治利民，探索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全國政協委員、江蘇匯業(南京)律師事務所主任魏青松：將治理重心下沉到基層，采用協商民主的治理手段，行之有效。民主的本質是尋求利益交集，找到最大“公約數”，有利于整合社會關系，減少社會矛盾，擴大社會共識。基層協商民主的公開性，可以使得治理決策過程更加透明;其廣泛參與性，有助于基層治理的相關利益群體展開真誠討論，共同形成意見。而參與協商過程體現的平等性、責任性和回應性，為基層干部群眾提供了確定問題、討論證據和形成決議的機會。這一體制機制能夠包容不同利益訴求，使各種意見充分表達，最終達成共識。利用好、完善好、發展好這一發端于基層的重要治理路徑，將使我國基層治理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章丘區施家崖村林下經濟紅火

支點三：激活協商民主

(新探索：民主議事、四會管村、參與式協商)

民主議事，議出好村風

半月談記者 高一偉

在江西省橫峰縣姚家鄉，有一個遠近聞名的村小組——“好客王家”，38年來堅持民主議事，在會議記錄中適時提煉總結，形成了良好村風和基層治理的制度保障。

走進村莊，道路平坦干凈，房屋錯落有致，村民廣場的“好客王家”四個大字格外顯眼。

在王家村小組黨員活動室內，整齊地疊放著一沓筆記本。王家村民理事會理事長王有才告訴半月談記者，王家有遇事村民商量民主議定的傳統，至今保留著自1981年以來的黨小組、村民小組會議記錄本。

小心翼翼地翻開其中一本，里面是1981年的會議記錄。“這一頁記錄了我們成立生產隊后，和鄰村關于菜地劃分的最終方案。”王有才介紹說，當時分了菜地就意味著完成了“分田到戶”的掃尾工作，“從那時起，村里就有了記會議記錄的習慣”。

“開會作記錄不是為了走形式，而是為了讓這些記錄成為村民日常遵守的行為規范，成為治村的依據。”王有才說，村里不是每次開會都作詳細記錄，但凡有爭議或者決定執行的有效期比較長的規定，都會認真做好記錄。

“到了1995年，村里的會議記錄已積累了很多內容，涉及土地、水利、道路、公共財物、衛生保潔和精神文明等多個方面，會議記錄員也換了好幾個，大家查詢會議記錄越來越不方便，內容亟待整理。”村里第一任會議記錄員王有錄說，《治村規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半月談記者發現，在會議記錄本里有不少內容“因事而設”，而在《治村規約》里，大多進行了共性問題的歸納提煉。

“有的屬于原有會議記錄的再概括，有的則是‘未雨綢繆’。”王有錄說，一些寫入《治村規約》的內容，是學習借鑒外村有益經驗而來。“時代在變，《治村規約》也得與時俱進，該刪減該增添，都得按照實際情況來。”

38年間，會議記錄和《治村規約》不僅見證著王家村小組探索民主議事、村民自治的歷程，也成為王家村小組樹立良好村風的制度保障。而如何確保這些好制度好規矩執行到位，王家村小組的答案是：黨員帶頭示范。“制度符合了實際，還要有人去實實在在地抓落實。”姚家鄉黨委書記徐俊說。

現在，王家村小組日常議事遵循著“黨小組會議-村民理事會會議-村民大會”的流程。王家黨小組首任組長王華告訴半月談記者，2015年王家黨小組成立后，村里的議事效率更高了，執行效果更好了。

打出“好客王家”牌，源于王家子弟王寒的一次“靈光乍現”：“外甥女每次來王家總是賴著不肯走，王家村小并無資源優勢，唯有30年良好村風打動人，不如就此打造‘外婆村’?”

對此，2015年10月3日的王家村黨小組會議記錄道：“王家要發展，必須改變思路，經黨小組討論，由王寒負責少兒成長教育基地藍圖規劃設想。”3天后的村民會議記錄本上記錄：“決議成立基地籌建理事會。”2017年1月15日又記錄：“討論成立好客王家發展有限公司……”

王家村小組辦起的公司別具特色：以戶為單位自愿入股，最少不低于1萬元，最多不超過3萬元。王有才對此有自己的理解：“引進投資更省事，但那樣村民就沒有了參與感，我們的目標是全村一起經營村莊。”

開門迎客的王家不僅迎來了孩子，還帶來了大人，農耕體驗、夏令營、親子游等全面開花，2017年頭一年運營就收入100萬元。

“四會管村”，管住“一言堂”

半月談記者 王志

長期以來，一些農村存在“一言堂”問題，不僅容易導致決策失誤，而且容易誘發腐敗。近年來，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探索推行“四會管村”村級民主自治新模式，構建支委會統領、村代會定事、村委會辦事、監委會監事的村級組織責任體系，同時規范村權運行流程，構建起責權明晰、分權制衡的鄉村治理新機制。

涉及百姓利益的事，都由百姓說了算

此前，章丘區刁鎮逯家村沒有自己的幼兒園，村里學齡前兒童不得不出村就讀。村兩委班子組織村民代表逐戶征詢村民意見，最終在村民大會上由村民決議投資50萬元建一所幼兒園。2018年建成投入使用后，第一個學期就迎來60多個孩子。

“不管是發展項目，還是建設美麗鄉村，只要是涉及全村百姓利益的事，都由百姓說了算，人人都是當家人!”逯家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郭錫龍說。

章丘區民政局基層政權與社區建設科科長謝鳳雙介紹，支委會是村級組織的領導核心，行使領導權，著重抓大事、抓重點、抓龍頭、抓中心;村代會行使決策權，凡村級重大事項必須召開村民代表會，表決通過方可實施;村委會行使執行權，負責村務管理;監委會行使監督權，避免“一言堂”和決策失真。

雙山街道三澗溪村曾是遠近聞名的“老大難”村，曾連換5任支部書記，村集體負債高達60多萬元。2004年，現任村黨總支書記高淑貞上任后，在村里成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村務公開、財務管理、集體“三資”管理等與村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大小事務全部實行民主監督。

“村里每花一分錢，都要監委會成員簽字才能生效，村民們心服口服。”三澗溪村村民趙順利告訴半月談記者。如今，通過舊村改造，他家住上了100多平方米的新房，日子過得很舒心。

村權運行36條，將小微權力關進“籠子”

在“四會管村”框架內，章丘區積極加強對村級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規范權力運行流程，將小微權力裝進“籠子”。

章丘區制定了村干部在村級重大事項決策、項目招投標管理等村級集體事項上的18條規定，明確了在村民宅基地審批、困難補助申請、涉農資金發放以及村民使用村級印章等便民服務事項上的18條規定。村權運行36條，基本實現了村務權力全覆蓋。

最近，明水街道王家寨村有一個投資150萬元的文體中心項目，自從在黨員、村民代表會上論證以后，很多關系戶找上門，想承接這個“好活”。村黨支部書記高洪軍明確告訴對方，工程要按規定公開招標。

招標大會當天，王家寨村民、黨員代表、村監委會成員集體與投標人面對面，現場參與提問、參加討論、民主表決，讓村民大會“拍板”，既公開透明，又少花了錢。

高洪軍說，規范權力運行流程可以避免權力暗箱操作，還有效防范了村干部推諉扯皮、故意發難、吃拿卡要等現象的發生。比如，在辦理便民服務事項時，群眾一看流程圖就知道所辦事項的具體步驟，而且享有首問負責、一次性告知、限時辦結等權利，村干部享有審核權的同時也承擔服務職責。

激發自治新活力，讓鄉村風清氣正

章丘區“四會管村”從制度上保障了群眾的參與權、決策權、管理權、監督權，真正讓村民當家做主，增強了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的實效。

一些村干部反映，支委會統領、村代會定事、村委會辦事、監委會監事做到了領導權、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四權”的合理分配和有效結合，實現了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民主”的責任落實和有機統一。

章丘區委組織部組織員辦公室主任王紹兵說，村務決策陽光公開，既減少了矛盾糾紛，密切了干群關系，又增添了村級發展活力，促進了農村穩定和經濟發展。

三澗溪村通過抓黨建促發展，讓黨員群眾擰成一股繩。高淑貞帶領全村流轉土地4000余畝，建設現代農業基地和集約型工業園區，引進引辦近百家企業，全村80%的青壯年勞動力實現了就近就業，村集體收入達到300萬元。

謝鳳雙說，推進農村基層民主治理的規范化、高效化、系統化運行，提升了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農村治理水平，讓群眾得實惠，激發了鄉村振興的新活力。

有事好商量，參與協商有力量

半月談記者 王俊祿

“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在改革開放先發地區浙江溫嶺，自1999年起探索了“民主懇談”這一基層協商形式。在黨的領導下，經過近20年的發展，這種群眾自發參與的協商平臺，已逐步與人大制度相結合，在參與政府預算決算、完善基層治理體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種行之有效的協商平臺

溫嶺地處浙東沿海，是我國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業的誕生地。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社會利益趨于多元，矛盾多發。“上世紀90年代每年都有社會主義路線教育活動，干部在會上講，社員在下面聽，但農民不愿意聽，干部也不愿意講，會一散就忘。”溫嶺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張學明說。

能不能換個方式?1999年，臺州和溫嶺市委宣傳部門選定松門鎮作為“農業農村現代化教育論壇”的試點，采取“與群眾雙向對話”的方式來舉辦論壇，這就是“民主懇談會”的初始形態。

“說是論壇，其實就是一個說話的地方，設置一個平臺大家開圓桌會議。”溫嶺市委民主懇談工作辦公室主任陳奕敏說，鎮里的領導、村里的農民大家都圍著桌子坐下，有什么就說什么，平等對話。主題包括鎮村的財務開銷、環境整治、設施建設、發展重點等，農民提出看法、意見，干部詳細解答或吸收建議。

半月談記者梳理發現，溫嶺民主懇談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最初作為一種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加強基層政權與社會公眾的對話和溝通;取得成效后，被納入公共政策制定過程，并向經濟、社會、文化、民生等領域推廣;其后，又被引入鄉鎮人大，通過“參與式預決算”監督政府，并從鎮級升格到市級政府部門。

通過近20年的探索，溫嶺建立起包含政府決策協商、預算協商、工資集體協商、黨內協商、政協協商、村社區基層事務協商、社會組織協商等廣泛而多元的基層協商民主機制，有力提升了基層治理現代化水平。

監督政府“錢袋子”

在政府決策和執行過程中，群眾廣泛深度參與、自由表達反對意見、充分對話達成共識已成常態。據介紹，溫嶺全市每年要舉辦2100次民主懇談，話題包羅萬象。

“廣泛聽取、吸收群眾意見，讓民眾參與政府決策監督，實現了領導方式和干部作風的雙重轉變，降低了政府決策成本，減少了實施阻力和后遺癥。”溫嶺市澤國鎮人大副主席梁云波說。

2018年8月31日，澤國鎮十七屆四次人民代表大會在聽取財政決算報告草案的基礎上，首次組織代表就財政決算開展專題詢問。這是澤國鎮人大對財政預決算監督工作的新嘗試，目的是提高財政資金績效，提升政府編制預算科學化。

“在財政決算草案中加入了預算執行情況標注，預算對應決算，我們一目了然。”一本賬就能看清政府一年做了哪些工作，這是代表們特別贊許的地方。

“以前分代表團討論，問題提出后有時候落不到實處。但是專題詢問是面對面，代表都在現場，政府有壓力，解決問題更有力，同時也讓政府工作更透明，與代表的溝通更順暢，減少了誤解。”澤國鎮人大代表徐文斌說。

對接融入根本政治制度

2005年至今，從“民主懇談”到參與式預算決算，梁云波一直是基層一線的親身實踐者。他認為，雖然浙東沿海地區探索地方參與式預算的最初動因并不是針對人大制度，但恰恰是通過人大制度的有機對接，這種探索才逐步制度化、規范化，并成為激活地方人大制度的有效切入點。

基層探索過程中，加強黨的領導始終貫穿其中，各部門則各揚所長，形成合力。梁云波說，比如澤國預算績效管理，是在黨委的正確領導下，由鎮人大牽頭組織，政府及預算單位協調配合，人大代表、專家以及公眾廣泛參與的協商運作機制。

在這樣一個多方參與運作的機制中，黨委處于領導位置，為預算績效管理工作指明正確的方向。人大處于主導位置，著力推動預算績效管理的工作進展，全程設計預算績效管理的各個環節，全面推動人大代表、專家和公眾參與。政府既是預算的編制者、執行者和預算責任的承擔者，也是預算信息的主要提供者，需要向人大代表和公眾代表報告預算和反饋預算修編、修正信息。人大代表、專家和公眾則不僅是信息來源接受者和傳播者，更是預算民主的具體實踐者。

受訪專家表示，這些基層探索，其本質是圍繞著一個核心議題：“有序組織人民群眾廣泛參與預算協商、討論、決策并不斷強化對預算的審查和監督，調動人民依法管理公共事務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保證人民當家做主。”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宇：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復雜多元，有時很難用道德、法律等單一方式定分止爭。多元參與、多元共治、多元調解這一社會矛盾化解方案，則可充分發揮各個社會治理參與方的作用，全方位、聯動式、低成本促成案結事了，維護社會和諧。

一方面，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有著更高的期盼，基層治理需要以更多元的服務方式來回應。另一方面，通過多元參與、多元共治、多元調解，人民群眾既是見證者、受益者，又是參與者、建設者，可大大增強人民群眾對基層治理工作的獲得感和滿意度。

在三調合一中心內，糾紛雙方握手言和

支點四：強化多元調解

(新探索：新“楓橋經驗”、調解“一站式”)

群眾有疙瘩，大家共同解

半月談記者 馬劍

發動和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堅持矛盾不上交，是“楓橋經驗”的主要做法。如今，“楓橋經驗”在消除社會治理疙瘩方面內涵不斷豐富、功能不斷拓展，并在浙江基層生根發芽。

自家人處理好“自家事”

在“楓橋經驗”發源地浙江諸暨，一根空調外機滴水管引發兩家人矛盾，最終因“西施娘家人”家事服務工作聯盟的介入得到妥善化解。

2018年9月初，諸暨首個“西施娘家人”家事服務工作聯盟在暨陽街道成立，職責包括聯合化解家事矛盾、統籌實施“家庭說法”、探索開展家事合議等。聯盟由各社區家事工作室推薦的優秀代表組成，同時吸納法律顧問、心理輔導員、公安民警等專業成員。

“清官難斷家務事，家事工作往往會牽涉到人情與法理的碰撞。”聯盟首任主席陳維芹說，聯盟會針對性地選派成員，統籌司法、民政等相關職能部門資源，指導、幫助、參與基層疑難案件調解，這讓社區有了可以借助的專業力量。

“關鍵還是要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在社區一線工作了20個年頭的陳維芹說，這就要求社區工作者進一步挖掘和凝聚各方力量，江新社區目前擁有16個社會組織，居民都樂于通過各種形式服務社區。

依靠群眾，廣泛發動社會力量

2017年底，湖州市吳興區織里鎮一家服裝廠的劉姓負責人跑路，引發員工集體討薪，是“平安大姐”的及時介入化解了矛盾。“平安大姐”發起人徐維麗2003年來到織里鎮經營童裝。2015年12月，徐維麗與周邊的好姐妹一合計，一個由來自9省份的24名“老板娘”組成的“平安大姐”志愿團正式成立。

湖州織里的“平安大姐”只是“楓橋經驗”在浙江基層生根發芽的一個縮影。在浙江，依靠群眾并充分發動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成為共識。浙江全省社會組織從2007年的2.4萬個增加到2017年的5.1萬個，平均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達9.2個，位居全國前列。

在寧波象山，當地在千年漁都石浦先行先試，鋪筑了一條適合海島治理的“海上楓橋經驗”之路。針對海上矛盾糾紛牽涉人員廣、涉及部門多等問題，當地聘請了有威望的“海上老娘舅”和海上事故調研員加入“資源庫”。糾紛調處前，由矛盾雙方選擇信任的“海上老娘舅”及工作人員主持調解。

象山縣公安局局長宣業靖說，借助“你點我調”的點將機制，石浦港區海事、漁事糾紛年均化解360余起，調處成功率100%。

“楓橋經驗”的變與不變

“楓橋經驗”歷久彌新，迸發出旺盛生命力，關鍵在于能夠順應形勢需要，創造性解決不同時期的社會矛盾和問題，以最小的社會治理成本實現最大限度的社會穩定與和諧。

紹興市委常委、諸暨市委書記徐良平表示，“楓橋經驗”在新時代有“三個不變”，即堅持貼近群眾的作風不變、堅持依靠群眾的方法不變、堅持服務群眾的宗旨不變;有“三個變”，即理念上由管理向治理轉變、方法上由傳統向智能轉變、領域上由線下為主向線上線下融合轉變。

推進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近些年來浙江基層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的最新成果。比如，堅持“三上三下”民主議決事制度，通過最廣泛動員群眾參與決策，從源頭預防矛盾發生;制定村民行為約束“負面清單”和勸導式“正面清單”;設立村級法治大講堂，引導群眾依法維權等。

浙江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胡承槐教授認為，“楓橋經驗”進一步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從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典型經驗擴展、躍升為“三治融合”的基層社會自治典型經驗。

調解有了“一站式服務”

半月談記者 陶冶 于宏通

基層治理，一大難點在于化解復雜多樣的基層矛盾。面對群眾情緒激動、事實牽扯不清的爭端與糾紛，傳統處理方式往往是鄉鎮、街道接觸后，轉往信訪部門，再轉往相關職能部門處理，耗時費力不說，群眾還可能因部門間推諉扯皮，心生怨氣。如何使群眾矛盾糾紛方便快捷地化解?重慶市南岸區南坪街道成立“三調合一”中心，為老百姓提供調解“一站式服務”。

告別“講不透，管不住”

“在過去，很多糾紛我們只能‘擱平撿順’。”南坪街道政法書記劉平說，南坪地處重慶市南岸區核心商圈，治安狀況復雜、矛盾糾紛頻發。有些矛盾涉及公安、司法，街道干部“講不透”也“管不住”，可告知居民到相關部門處理時，居民往往誤以為街道在推諉，情緒激動時更會激化沖突。

南坪派出所也面臨同樣的困難。派出所日均接警量100余起，矛盾糾紛的原因復雜多樣。“老百姓來這里都想要討個公道。”南坪派出所副所長楊兵說，事實上，很多警情并不是治安案件，不能簡單地適用治安處罰，讓老百姓期許的“有困難，找警察”有了現實落差。

司法、公安、法院各自單線調解、分頭處置的局面，讓第一時間接觸到矛盾糾紛的基層調解“前端”疲于應對，群眾訴求也無法快捷表達和有效解決。基層調解如何真正“管用”?

2018年8月10日，重慶市南岸區司法局、公安分局、法院聯合發文，在南坪街道開展矛盾多元化試點工作，在南坪派出所旁邊，建立“三調合一”中心，由退休政法干部、干警和群眾工作經驗豐富的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等組成調解隊伍，集中、定點地開展調解工作，“三調合一”機制由此成形。

調解也有“一站式服務”

為南坪街道某商戶守夜而受傷的楊先生沒想到，“三調合一”的有效工作能讓他當場就收到2萬元的墊付治療費，傷情得以及時診治;被好友不小心燙傷的李先生沒想到，“三調合一”化糾紛于無形，既維護了自己權益，也避免了與好友對簿公堂……

鄰里摩擦、合同糾紛、甚至是輕微治安案件，千頭萬緒的基層矛盾在重慶市南岸區“三調合一”中心能夠得到“一站式”調解。“‘三調合一’中心建在街道，調解服務覆蓋所在的整個南坪片區，老百姓出現了矛盾糾紛，不用再擔心訴求無門和訴累壓力。”南岸區司法局副局長邵曉宇說。

“中心實行專業專崗調解，解決了街道、民警法律專業知識有限，調解能力和時間受限的問題。”“三調合一”中心負責人李洪峰說，中心還建立了快捷的司法確認通道，調解協議經南岸區人民法院裁定后，具有法律效力，可申請強制執行，確保群眾“調了不白調”。

據統計，中心自成立以來，日均調解各類矛盾糾紛5起，申請司法確認4起，調解成功率達96.8%。邵曉宇說，“三調合一”中心受到群眾歡迎有多方面原因，一是簡單快捷，不收費，也不用在各部門間跑來跑去;二是調解員專業，有經驗，能讓當事人心服口服;三是背靠法院、派出所，有權威性。

筑牢社會穩定的“第一道防線”

“三調合一”中心的建立讓群眾在家門口就能找到反映訴求的通道，節約了法院審判資源和派出所警力，更筑牢了人民調解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的“第一道防線”。

據了解，“三調合一”中心建立了現場處置機制，中心調解員根據實際情況參與派出所出警和街道現場處置工作，確保在第一線解決矛盾;建立了值班機制，矛盾糾紛處置響應24小時在線;建立了跟蹤辦結機制，實行首問負責，不論矛盾是否化解，調解員都會“一對一”跟蹤后續情況。

下一步，“三調合一”中心還將探索相關部門或專業性行業性調委會與“三調合一”中心的聯動調解機制，以已建的“三調合一”為平臺，對全區172個人民調解委員會進行培訓，啟動“金牌調解員大篷車”、院壩調解會等活動，讓調解力量繼續下沉，以法治思維重塑社區治理工作。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張家港市永聯村黨委書記吳惠芳：當前，針對改革發展新動向、社會治理新問題、人民群眾新訴求，堅持基層群眾唱“主角”，提升其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水平，同步完善其自我教育和自我監督能力，應成為推動基層治理重心下移的治本之策。

提升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水平，本質上是尊重群眾主體地位，讓人民群眾成為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最大受益者、積極參與者和最終評判者。基層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水平的高低，折射出基層治理的整體質效，反映出治理重心下移穩不穩、實不實。

下一步，應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群眾自治組織為主體、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的新型城鄉基層社會治理體制，發揮群眾自治組織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優勢，讓基層治理真正實現“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

鄰居們前來幫助覃發英（左三）搬家 劉坤 攝

支點五：提升自我管理

(新探索：道德銀行、一約四會)

“道德銀行”讓有德者有“得”

半月談記者 吳曉穎

每個季度到村委會用“道德積分”兌換生產生活用品，已成為四川巴中市南江縣關壩鎮小田村村民的生活習慣。

2019年2月2日是農歷臘月28，全村人在村委會包好餃子、吃完餃子宴后，熱鬧的“鄉村道德銀行”積分集中兌換活動就開始了。70歲村民覃發英用130多分兌換了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這些都是過年少不了的東西”。

建設“鄉村道德銀行”是巴中市革新基層治理方式的一項探索。

地處四川省東北部叢山中的巴中，是革命老區，也是集中連片貧困地區。近年來，國家對西部地區加大投入，各種惠農政策越來越多，腰包開始鼓起來的農民，“精神脫貧”還是難題。精神文明建設滯后，文明習慣缺失，陳規陋習盛行……如何讓“好規矩”點亮農家的好日子?

2017年，小田村率先興辦“道德銀行”。“道德銀行”借鑒銀行運作理念考核村民道德行為，量化道德積分，存入村民個人賬戶，積分高者可給予一定生產生活物質激勵。

半月談記者看到，積分評定表內容分為愛國守法、文明新風、清潔衛生、團結和睦、勤勞致富等5個方面，有40多項指標。“參與村里臨時性的環境衛生整治集體活動的，一次加10分”“克扣老年人吃、穿，辱罵父母、翁婿、兄弟、妯娌的，一次扣10分”……

目前，“道德銀行”已覆蓋南江縣全部鄉鎮，積分標準、評分辦法、獎勵程序均由村民自主制定，辦“銀行”成了全村人最關心的公事，道德建設的內生動力由是形成。

“最初大伙以為‘道德銀行’是存錢的地方，擔心只打分不兌現。首次兌換物品后，大家的積極性就上來了。”覃發英回憶，僅制定積分標準，村民們就先后討論、修改了10多次。

如何確保積分評定不打人情分?據介紹，小田村成立了3個考評小組，村中7個社每社推選2～5名村民為考評組成員，3個考評小組交叉檢查打分，然后由駐村工作隊、村干部組成的監督組核查監督，每戶村民的得分情況都會在村公示欄、微信群、QQ群中公示。

49歲的小田村1社村民虎永飛是考評組成員，“一觀、二問、三討論”是他總結出的打分經驗。“如果出現考評組各成員對某戶打分分值差別大的情況，大家回去后會重新討論。”虎永飛說。

定期公示的道德“賬單”，給村民增加了無形的壓力。“各家各戶得多少分，都在村務公開欄上貼著，分少了臉上掛不住。”覃發英說，以前他習慣每天早上腳一蹬鋪蓋，就下地干農活，現在再忙也要先把鋪蓋疊好、把房前屋后的地掃好。

巴中市委書記羅增斌說，建設“鄉村道德銀行”，把村民組織起來，實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讓有德者有“得”，是鄉村德治常態化、長效化的可行載體。

“約”“會”多了，村子活了

半月談記者 姚子云

在江西省新干縣城上鄉大坑村老年活動中心，村里60歲以上的老人齊聚一堂，歡聲笑語在屋中不時響起。這里在舉辦李發根70歲生日宴，原本煙花、爆竹、流水席的“傳統”模式，變成了水果、甜點、談心的“新三樣”。

“以前辦壽宴是件頭疼事，要請村里400多位60歲以上的村民吃飯，一擺就得40多桌，浪費很大。親朋好友全請來幫忙，人手都不夠，結束后還要答謝親朋好友，辦一次就‘傷筋動骨’。”李發根說，掙點錢全砸在人情上了。

如今在大坑村，紅白事大操大辦的現象少了。在征求群眾意見的基礎上，大坑村經過村兩委、村黨員大會和村民代表大會制定通過了《村規民約》，村里成立了村民議事會、道德評議會、禁毒禁賭會、紅白理事會4個自治組織，提升了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水平。

“剛開始大家還有點畏難情緒，婚喪嫁娶怎么能隨便?不大操大辦會不會被笑話?可是大家心底還是認可從簡，紅白理事會成員又串門入戶宣傳，新風尚于是越來越受到村民們歡迎。”大坑村支書李建國說。

大坑村禁毒禁賭會負責人、67歲的李六仔介紹說：“平時村民們忙著務工，但過年閑下來就會走向牌桌，這是一件讓人頭疼的事兒。禁毒禁賭會組織村里威望高的老人做愛賭村民的思想工作，同時組建舞龍舞獅隊，讓村民們有了新去處。村子熱鬧了，原來的‘牌友’成了‘隊友’。”

禁毒禁賭會還把現有的“陣地”盤活，在老年活動中心提供免費的供暖和茶水，老中青村民可以圍著炭火聊天兒。村里最熱鬧的去處，從牌桌變成了小廣場和老年活動中心。

在村民議事會下，大坑村又成立了青年會。“村里外出務工的青壯年多，青年會就建立了微信群，年輕人有什么困難和想法在群里聊一聊，我們會積極幫助解決。”青年會會長李衛勇說，如今，大坑村的青年人歸屬感大大增強，并開始廣泛參與村內各項事務，感覺村子也“年輕”了。

大坑村是整個新干縣的縮影。在這片紅色大地上，各種“約”“會”多了起來，基層矛盾少了下去，村莊的活力日益顯現。

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孫丕恕：今天，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與百姓的社交緊密相連。技術本身代表先進生產力，具備低成本、高效率的特點，能直接針對現實難題提出解決方案。一些過去需花高額成本才能實現的治理效果，技術能輕易實現;一些難解的治理困境，經由技術介入，也可獲得改觀。未來，要讓以網絡為代表的技術力量在助力基層治理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各部門還須在打破“信息壁壘”和“數據孤島”上下功夫，并須注意保護個人隱私。

煙臺市公安局“數據警務”一體化指揮調度大廳

支點六：用好技術支撐

(新探索：數據警務、智慧城管)

“數據警務”，助力平安

半月談記者 滕軍偉

深度整合和運用大數據，以合成作戰為核心、以警力共享為關鍵、以數據治理為支撐、以智能執法為保障的“數據警務”，近年來在山東煙臺大力推行，有力提升了基層治理水平和維護社會治安的效能。

重構數據打造“最強大腦”

針對電動車被盜案件多發的實際，煙臺市公安局經濟技術開發區分局研發電動車物聯網管控平臺，實現對安裝芯片電動車的實時定位。該模式自2016年8月份啟動以來，全區累計登記備案電動車1.3萬余輛，僅發生1起電動車被盜案件，且接警后1小時內就抓獲盜竊嫌疑人，追回被盜車輛。

高效治理的背后，有著大數據的功勞。煙臺公安按照大整合、高共享、深應用的思路，將全市37家政府部門、公共服務機構超過100億條數據整合，建立大數據中心，日均可獲取數據2000多萬條。

在大數據中心，海量數據被歸納成人、物、地、案件、組織等400余個標簽，每個數據被賦予特定身份，統一的煙臺基礎資源數據域和專題應用域就此形成。

煙臺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四大隊副大隊長呂堯說，大數據的廣泛應用，讓過去很難實現的追逃打擊工作變得精準。“原先是靠摸排、蹲點守候，現在只要獲取犯罪嫌疑人的電話、照片，通過人像比對系統，就可以在全國范圍內比對信息，犯罪嫌疑人無處遁形。”

合成作戰“一體化”顯威力

技術手段的改變，讓日常治理的運轉機制發生根本改變。“探索實行多警種、多部門合成作戰的警務模式勢在必行。”煙臺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趙峰說，煙臺公安基于大數據應用，實行警務要素重組、流程再造、警種聯動，倒逼傳統警務向現代警務轉型。

半月談記者在煙臺市公安局合成作戰中心看到，這里推行“指揮長+1+N”工作機制，“指揮長”即專職指揮長;“1”即信息委員會;“N”即涵蓋全警種、各縣市區公安機關和社會聯動部門。全局任何一個警種、基層任何一個民警，都可以單點發起合成作戰，得到“組團”支持。

在偵查破案、掃黑除惡、打流追逃、反電信詐騙等方面，大數據合成作戰效果顯著。煙臺市公安局經濟技術開發區分局合成作戰中心民警張永陽說：“合成作戰平臺成立后，民警通過網絡就能實現基本偵查破案信息的流轉，大大提高了基層派出所的辦案效率。”

便民服務“數字化”

借助最新技術，“數據警務”也正在成為破解放管服難題的重要服務平臺。

今年1月，招遠市民紀女士通過網站提交了“申請駕駛證遺失補證”業務。她在大數據平臺上進行人臉識別、身份證圖片上傳等簡單操作，民警通過審批系統進行信息核對、證件辦理、證件郵寄等幾個步驟，便成功辦結了該項業務。

趙峰說，只有瞄準為民服務的“剛需、痛點、高頻點”，變“人在跑”為“數據流”，才能讓現代警務釋放民生紅利，得到群眾認可。

截至目前，煙臺“互聯網+公安”政務服務平臺，可面向群眾提供11類320項行政審批、服務辦事項目，處理交通違法、學生就業戶口遷移等75項事務可實現網上全流程辦理。

智慧城管糾治“城市病”

半月談記者 周聞韜

城市環境問題智能識取、一鍵批轉，市政公用設施實時監控、智能核查……半月談記者近日在重慶市街頭巷尾看到，這里正在為城市管理注入更多智能化基因。

“清理下水道前先扔只活雞檢測是否安全，雞沒問題人才敢下井;監督環衛作業靠‘人盯人’……過去，我們在城市管理中用了許多土辦法，不僅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精準度也始終不高。”重慶市城市管理局局長謝禮國說。

近年來，重慶在全市啟動智慧城管推廣工作，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發現并解決城市管理中的各種問題，推動城市管理“像繡花一樣精細”。

3月1日下午，一輛小汽車違章停在江北區觀音橋街道的一條道路上，嚴重影響了周邊車輛通行。在后方的江北區數字化城市管理監督指揮中心，攝像頭立即將捕捉到的這一“堵點”呈現在了大屏幕上，畫面中的違章車輛處隨即出現一個紅框。

根據系統自動提示，中心工作人員核實后一鍵批轉，勸導任務立即轉到了社區網格員手中。半小時后，違章車輛被勸離，一個細微的城市管理問題實現了智能結案。

不僅交通有智慧管理，道路兩旁的照明設施、水位超線、樹木傾斜等11類常見、高發城市管理問題均已實現智能識別和全天候監測報警。“去年，我們的視頻智能分析系統一共發現并上報問題28921件，城市管理正變得耳聰目明。”江北區數字化城市管理監督指揮中心主任曾卿華說。

智慧城管的推廣與應用離不開頂層設計的支持。2018年，重慶市出臺“城市提升行動計劃”，對“推進大城智管”作出專項規劃;與多家國內知名互聯網企業開展合作，指導各區縣差異化創新發展，構建市區兩級各具特色的智慧城管平臺。

100座橋梁隧道、3000點位危險源、近80株古樹名木、40處暴雨積水點實現智能化監測監控管理;5個區縣實施城鎮地下管網信息化管理系統建設;全市城市照明智能控制系統建成率90%;GPS定位管理城管作業車輛2100多輛——這是重慶交出的智慧城管建設答卷。

謝禮國說：“今年，重慶智慧城管工作還將向縱深發力，籌備建設市級智慧城管大數據平臺與城市管理執法指揮調度智能平臺，努力為全市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專家評論

構建社區認同，煥發參與熱情

程萍

當下，我國傳統的管理理念、管理思路、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不斷提高國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尤其提升基層治理水平和能力，成為各級政府決策施政的新任務、新目標。

不難看出，治理體系的建設，是我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重點與難點，基層治理體系的建設，是其基礎和抓手。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對社區治理提出了要求，也為社區治理指明了方向。但是，社區治理體系建設的動力來自哪里?如何調動居民積極性，自覺投入到社區治理體系建設中去?這是關系到社區治理成敗的關鍵，也是衡量基層治理水平、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關鍵，是首先要厘清和解決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使人民群眾豐衣足食，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使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不斷提升，越來越重視個人合法權益的保障和維護。與此同時也出現一些與社會發展進步不相協調的現象，比如片面強調公民應該享有的權利，卻不愿意承擔公民應該承擔的義務。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失衡?如何讓人民群眾像改革開放初期積極投身到創業的大潮中那樣，積極主動地投入到社區治理和社區公益性服務中去?區域認同，即人民群眾對自己所處區域在情感和心理上的依賴，無疑是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區域建設、推動區域發展、實現區域治理的內在動力。構建區域認同系統，解決人民群眾參與治理的動力問題，是治理體系建設的當務之急。

區域，主要是指土地的界劃，除明確的邊界外，還包括自然、人文、經濟等要素，可以大到國家，小到社區。由此推及區域認同，也可以大到國家認同，小到社區認同。國家認同是區域認同的最高形式，社區認同是區域認同的微觀載體。治理重心下移，實現居民的社區認同，使居民自覺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服務，是治理體系建設首先要實現的初級目標。

社區認同系統由三部分構成，一是組織保障系統，二是福利支撐系統，三是價值引領系統。

社區的組織保障系統是要在社區內正確地處理好黨的領導和政府、市場、社會、居民之間的關系。具體來看，就是要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制保障”的多元治理結構，調動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組織體系保障人民群眾有序有效參與社區事務，行使居民權利，改善居住環境，提供優質服務，使社區居民增強社區歸屬感，產生社區認同。社區組織系統越健全越有效，居民對社區組織的信任度和依賴感越強，居民對社區的認同度越高。

社區福利支撐系統的實質是在社區內進行社會資源再分配。這直接關系到社區居民獲得公共資源的渠道是否暢通、日常生活是否改善、社會交往和抗風險能力是否增強等，對社區認同的支撐作用顯而易見。1986年，民政部從探索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高度，第一次提出了“社區”概念，其背景就是將“單位制”條件下國家資源的分配方式和渠道轉移到以社區為載體的模式上來。經過3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城市社區的福利系統基本構建完成，對居民社區認同的形成起到了有效的支撐作用。社區的福利系統越完善越多樣，居民從社區福利系統獲得的資源越豐厚越優質，居民對社區的認同度越高。

社區的價值引領系統是由社區意識、社區習俗、社區文化以及社會道德和法律等構成的社區核心價值體系。它通過社區內各種形式的人際交往與互動進行傳播，是社區認同系統最核心的內容。優厚的社區福利，優越的社區物質生活保障并不會自動、必然帶來社區認同，認同需要正確的、與時俱進的核心價值系統引領。核心價值系統與社區認同緊密相聯，通過社區黨委(黨支部)、居委會、服務(工作)站、社會組織等多元、有效的社區組織保障系統中的各類主體，對居民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是社區價值引領系統的重要內容和工作形式，也是社區認同的重要職責和任務。

通過社區認同系統的構建，社區中的各種社會關系以及管理和服務滿足了人們的生理、心理和自我發展需要，居民便對社區產生特殊的情感。這種個體對社區的心理認知，通過居民間的相互交流，積累成社區意識，在情感和心靈深處，內化為社區居民對本社區的認同感、歸屬感、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成為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內在動力，變“要我干”為“我要干”。人民群眾一旦煥發出參與社區事務的高度熱情，將成為基層治理體系建設的不竭動力。(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