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扎根基層、直面群眾的一線工作者，我們在日常矛盾調解與群眾訴求處理中，深刻感受到“信訪不信法”現象對基層治理帶來的挑戰。這一問題背后，既折射出群眾訴求表達的現實困境，也反映出法治建設在基層落地的薄弱環節。唯有抽絲剝繭、深挖根源，才能找準癥結、靶向施策。

法律認知的“迷霧”與路徑依賴

部分群眾對法律程序存在認知盲區，將訴訟視為“門檻高、周期長、成本大”的維權方式。面對復雜的法律條文、嚴格的舉證規則和冗長的司法流程，群眾容易產生畏難情緒，轉而選擇看似“短平快”的信訪渠道。加之部分群眾長期形成“找政府比找法院更管用”的思維定式，將信訪當作解決問題的“萬能鑰匙”，忽略了法律在權利救濟中的核心地位。

法治實踐的“溫差”與信任危機

個別司法案件執行不到位、歷史遺留問題久拖未決，讓群眾對法律的權威性產生懷疑。例如，基層曾出現合同糾紛判決后執行受阻、侵權賠償難以落實等情況，導致群眾產生“贏了官司輸了權益”的挫敗感。此外，一些基層干部在處理矛盾時，優先以安撫性措施息事寧人，間接強化了群眾“信訪能施壓、能見效”的認知，一定程度削弱了法律公信力。

制度銜接的“斷點”與資源短板

當前，信訪與司法程序的銜接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存在職能交叉、界限模糊等問題。群眾在維權時往往難以判斷哪些問題適合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哪些屬于信訪受理范疇，導致重復反映、多頭投訴。同時，基層法律服務資源相對匱乏，部分偏遠地區缺乏專業法律咨詢點，法律援助覆蓋面不足，群眾難以獲得及時、有效的法律幫助，客觀上加劇了對信訪渠道的依賴。

文化傳統的“慣性”與觀念桎梏

受“厭訟”“息訟”等傳統觀念影響，部分群眾將對簿公堂視為“撕破臉皮”的無奈之舉，更傾向通過非對抗性方式解決矛盾。此外，“信訪不信法”還夾雜著“越訪越靈”的僥幸心理，部分群眾認為通過越級上訪、群體上訪等方式能引起上級重視，進而實現訴求，這種錯誤認知為信訪亂象埋下隱患。

破解“信訪不信法”困局，是基層法治建設的必答題。作為基層干部，我們既要理解群眾的現實焦慮，更要扛起普法釋法、完善機制的責任，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問題解決，逐步引導群眾形成“信法不信訪”的行動自覺，讓法治真正成為基層治理的堅實基石。（龔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