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  王茂卿

“二七工仇血史留，吳蕭貽臭萬千秋。律師應仗人間義，身殉名存烈土儔。”緬懷在“二七”大罷工中慷慨赴義的施洋時，人們常用董必武的題詩來表達對施洋的崇敬。施洋的人間大義，不僅僅是身為律師的仗義執言，更是一名共產黨人秉持的大仁大義、一位工人運動先驅熔煉的忠肝義膽。施洋取義成仁，至今猶覺大義凜然。

施洋出生于秦巴山區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11歲才入私塾讀書，14歲又過繼給孀居而無子的伯母，挑起生活的重擔。他上山砍柴，進田栽秧，下河挑水，有時候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但他從不叫苦。直到18歲，在岳父母的資助下，他才到鄖陽府立初等農業學堂讀書。青少年時期的貧困生活磨練了施洋的意志，也不知不覺地涵養了他對勞動和勞動人民的感情，儒家學說中的微言大義為他注入了憂國憂民的因子，當社會劇變、國步艱難之時，施洋挺身而出，自覺擔當起時代賦予的責任，直到流盡最后一滴血。

尋路：堅持真理、堅守理想

施洋的青少年正處于中國最黑暗的晚清時期，辛亥革命的爆發，如同醍醐灌頂一般激發了他內心深處的家國情懷。他當時還在鄖陽府立中等農業學堂讀書，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他當即剪掉辮子，歡慶辛亥革命的爆發。回到家鄉，他又動員母親和妻子放足，表達對革命的認同，推動當地群眾思想認識的轉化。為改變家鄉貧窮、落后的面貌，他開辦學校、創辦農會，但這些固然能發揮一定作用，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痼疾。施洋再次走出山門，來到武漢，他最終選擇了律師作為職業，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己任。但是，律師只是他的職業，他的追求遠遠超越了這一職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法﹑美﹑日、中等二十七個國家在法國巴黎舉行會議，作為戰勝國，中國代表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特權、取消中日“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歸還德國在山東占有的各項權利等。但會議無視中國的合理要求，并在對德和約中，把德國在山東侵占的全部權益“讓與日本”。消息傳出，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施洋在武漢積極聲援學生運動，并發起成立湖北各界聯合會，輾轉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在上海參與籌建全國各界聯合會。這一階段里，施洋希望通過群眾運動的途徑，形成一定聲勢，從而影響國家宏觀決策。

從上海回到武漢后，施洋發起成立湖北平民教育社。他在發起宣言中說：“現在我國的弊病，最大的莫過于教育未能普及，實業未能振興。所以，才至于貧弱，受人家的欺侮，受別人的憤憤侵略，我們忍氣吞聲，莫可如何。現在醫這個弊病，只有從實業、教育兩方面著手。”

同時，在“國民大會”的思潮中，施洋也與湖北各界聯合會、武漢學生各界聯合會討論召集辦法，施洋說：“國民大會完全是人民自動的，不是為那方面所被動的召集方法。 本席主張函致上海全國各界聯合會，請其迅速召集臨時會，議決召集方法，免蹈洪憲時代制造民意之前車。”國民大會的主旨在于“一切重大問題，由國民公決”。施洋在散發的傳單中寫道：“我們既是國民的主人公，就應該知道國民的自主、自決、自治，再靠現在的政府是靠不住的了，他們那一種解決時局的辦法，都不是我們民意所希望的、承認的、滿足的。你看他們南與南爭、北與北斗，弄得四分五裂，是不是我們國民的民意呢？我想絕不是的。這是他們欺負我們的主人公懦弱，大膽地搭伙結黨，爭他們的私權私利，不過借著維持地方秩序的美名，來鞏固他們的飯碗、地盤罷了。用的兵費，是我們國民的血汗財產；刮的地皮，是我們國民的脂膏；爭的地盤，是我們國民的土地。若是任他們這樣一塌糊涂地解決，不知要糟到什么田地了！”

施洋還設想將國民大會的辦法用于推動湖北自治。他說：“我們現在運動的自治與從前不同。從前多以自治補助官治之不及為自治的意義，這是抄襲日本式自治，等于無自治！于今的自治，應本國民自決的、讓各省自治，讓各省自決的、自動的、自由的、瑞士式的（作者注：意為民主）、德謨克拉西（指一地的政府由當地的人來管理）的真精神向前進行，那才是自治真諦。”

基于對現實的極度失望，施洋設想的國民大會其實是無政府主義，他提出的湖北自治辦法也存在極端民主化傾向，雖然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卻斷然行不通。施洋很快認識到這一點，他說：“無政府主義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自由組織、自由聯合’，在理想上是極高明的，然而在事實上沒有著手的辦法；若要有具體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只有馬克思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蘇俄的成功是我們的最好的榜樣。”

林育南分析施洋思想轉變過程的時候說：“文化運動開始發動的時候，他抱著極端的民主主義的思想，后來經過入京請愿及組織全國各界聯合會各種奮斗，犧牲許多心血，而政治之黑暗、外交之險惡仍故，他的思想漸漸起了變化。對于現存的民主主義的政治社會，由懷疑而不信任，由是而漸有無政府主義的色彩。但當時他在實際行動上，如平民教育運動、文化宣傳運動、驅王自治運動等，都感覺目前政治經濟的壓迫，無政府主義空闊而不能解決此種問題。他由是覺得由勞苦群眾的力量作政治經濟的必要，他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書報，征之實際的經驗，于是篤信共產主義了。”

這充分表明，經過長期、艱苦、積極地探尋，施洋找到了醫治中國弊病的良藥——馬克思主義，而共產主義就成為了他的理想。從此，施洋堅持真理、堅守理想，為實現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切乃至寶貴的生命。

救國：踐行初心、擔當使命

施洋的社會實踐從他開辦學校、創辦農會時就開始了。1912年，施洋回到家鄉，“驟入鄉村，覺人民知識之閉塞，生活之簡陋，非積極變革不可”，“其攻擊舊社會之罪惡，破除迷信，提倡愛國及教育實業，并灌輸人民以應有常識，不遺余力”。施洋救國救民的初心只是蘊藏在改變家鄉面貌的行動上，但他擔當使命的實干家特質已經顯露無疑。辦學校，他是校長、教員、勤雜一肩挑。辦農會，他擔任副會長兼任宣講員，而且一改過去寡言少語的習性，變得激情澎湃，“不擇地，不擇人，凡遇有鄉人婚喪祀神演戲等集會之機會，即向人講演，如教徒之傳教，精誠所至，聽者無不被感染”。

施洋對家鄉人民的愛一直是濃烈的。1920年夏秋之際，竹山縣遭遇特大旱災，人吃草木，哀鴻遍野，竹山縣旅省同鄉會組織賑災會，施洋在擔任文書科長之余，還到處演講，到處募捐，“他日夜奔走，無片刻的休息。他偕他的夫人于寒天大雨淋漓之下，在武漢街道上向行人哀求捐款”。

對施洋來說，律師不是謀生發財的手段，而是保障人權、伸張正義的工具。“窮苦的人有事找他，他是非常樂于幫助的。他為他們奔走，不辭勞瘁，他不獨不要絲毫的報酬，而且反以所有者接濟他們。‘貧民的擁護者’‘勞工的律師’——他的聲名因之而揚溢于武漢了。”

那時的武漢，最苦的是漢口租界里的人力車夫。居住在漢口花樓街的施洋，十分清楚車夫們的境況。他們受到外國領事、巡捕及中外資本家、包頭的層層壓迫，終日做牛做馬，卻難以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1921年12月，租界人力車行宣布加租到每車每天1000文錢，施洋積極參與指導車夫們反抗加租，并起草罷工宣言，提出一要成立車夫工會，二要取消加租，三要把租金從原租金800文降低到600文。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分部（后改為武漢分部）及施洋的指導下，罷工取得了勝利。但施洋還不滿足，他擔任了車夫工會的法律顧問和對外的全權代表，又多方籌措資金，歷時數月，建成車夫會所，使租界人力車夫有了一個議事、休息之所。在施洋犧牲4年之后，車夫張善孚深情地回憶說：“回憶4年前，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施先生，在吳賊軍閥和洋資本家嚴厲壓迫之下，冒險為我們組織工會，使我們數千車夫力量集中，行動統一，為我們建造工會會址嘗了千辛萬苦，負擔了許多欠債，卒將我們廣大之會所建成。施先生以我們為勞苦群眾中最受痛苦，無寒暑，無晝夜，每天拉著雨梗桿，工資不夠兩餐飯。施先生要提高我們生活，反抗剝削我們的資本家，竟抱著身入地獄的志愿，換裝變服，親自參加我們的隊伍，指揮我們工友全體作反租運動……”

在工人運動中，施洋共擔任了28個工會的法律顧問，為數萬名工人提供法律援助，沒有報酬也竭盡全力去做。“君死，天下冤憤，為之謀昭雪者，頗有其人。工人聞之，無不嘆息涕泣，如喪考妣”。這充分證明：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的人，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施洋一以貫之的另一條活動主線源自于對國家的無比熱愛。施洋參加五四運動是如此，創辦湖北平民教育社也是如此。他在平民教育社的的成立大會說：“從本處做起，以發展平民教育，使一般人民，有了必要的知識，知道國家是什么，國家和他們有什么關系，那時他們自然知道要愛國的方法，以盡國民的責任……可知平民教育是救中國的根本政策，這是我們平民教育社的宗旨。”

他創辦中韓互助社也是強烈的愛國心使然。朝鮮半島長期是中國中原王朝的藩屬國，中日甲午戰爭之后，中國不僅放棄了朝鮮半島的宗主權，還把臺灣割讓給日本，日本堪稱中韓兩國的共同敵人。1910年，韓國與日本簽訂了《日韓合并條約》，“韓國皇帝陛下將關于韓國全部一切統治權，完全且永久讓于日本國皇帝陛下”，朝鮮半島從此淪為日本殖民地。1919年，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上海成立，并派出人員聯絡中國教育文化界、政界及軍界的有志之士，組成中韓互助社、中韓國民互助社、中韓協會等抗日團體。支持韓國獨立就是削弱日本力量，就是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就是維護中國權益。韓方人員慕名找到施洋后，施洋積極奔走，籌建了漢口中韓互助社。此后，施洋還幫助營救韓方人員、為韓方人員募捐，還在上海發表演講，大力支持朝鮮人民的獨立運動。

對待俄國也是如此。在晚清時期，沙皇俄國通過戰爭等手段，攫取了中國大片國土。1917年10月，俄國爆發十月革命，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主席列寧宣布，不承認沙俄時期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1919年7月25日，列寧發表了《對中國人民及對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對于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東北地區攫取的土地，全部放棄并且歸還中國。當然，天上不會掉餡餅，列寧歸還領土是有條件的，一是中國必須要承認俄羅斯蘇維埃政權的合法地位，并且保證不會干涉俄國的內政，二是中國放棄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以此表明中國不和那些骯臟的帝國主義國家同流合污。施洋那時候還不完全理解蘇維埃的含義，只稱之為“勞農政府”，他撰寫了《對俄應即自由地承認勞農政府》，從地理、條約、僑民等方面作了論證，呼吁承認蘇維埃俄國：“今俄之勞農政府以一紙通牒取消之、退還之，在我國為感其盛情起見，就當承認勞農政府，以為真誠之答謝。”

施洋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目睹時艱，痛心國難，千仇萬恨，創重痛深，來日大難，前途尚遠。”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施洋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我們不推倒軍閥，是絕無生路！把消滅軍閥與外力的革命做到了，我們才能干我們最后的目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所以，他義無反顧地投身于工人運動，直到犧牲。臨刑前，執法官假惺惺地問：“要不要寫家信？有沒有遺囑？”施洋厲聲說：“中華民國就是我的家！”

知子莫若父。施洋犧牲后。他的父親在家書中寫道：“你大哥生平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真是為民能致其身，算是普通世界的人，不是我一家一縣之人……”這是對施洋踐行初心、擔當使命最好的注釋。

斗法：不怕犧牲、英勇斗爭

施洋上過警察學校，就讀過湖北私立政法學校，畢業成績甲等第一，擔任律師不久就被推舉為武漢律師公會副會長，還是武昌政法講習所的教授，堪稱法律專家。但他沒有去鉆營養尊處優的優渥生活，而是把精力投入到與資本家、軍閥乃至反動法律機關的斗爭中來。在“斗法”的過程中，施洋既有機智靈活、見招拆招的斗爭智慧，又有無所畏懼、不怕犧牲的斗爭氣概。

創辦湖北各界聯合會時，主政湖北的軍閥王占元百般刁難，就是不予同意。施洋迫不得已，連夜北上，尋求湖北名宿的支持，并參加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的愛國活動。回來后，為了不必要的麻煩，他特地登報聲明仍持律師業務。在成立湖北平民教育社時，施洋提前把宣言、簡章報送漢口警署備案，開成立大會時，警署、警察廳及鎮守使署都派人到場，從程序、規章制訂等各方面無可挑剔，即使“一些腐敗頑固的冬烘學究們，不知平民教育為何物，說平民教育是過激派”，平民教育社還是通過審批，在武漢設立了7所平民學校。1922年粵漢路工人罷工勝利后，湖北督軍蕭耀南已有心抓捕施洋，施洋從上海回到武漢，又登報聲明從事律師工作，用光明正大的方式再一次化險為夷。

當需要登高而呼、挺身而出的時候，施洋有不畏權貴、不畏軍閥的英雄氣概。1921年王占元部隊因數月無餉而多次嘩變，燒劫奸殺，無惡不作。6月7日，王占元的嫡系部隊也在武昌城內嘩變，到處燒殺搶掠——如此境況之下，法律還有什么作用？施洋第二天從漢口冒險趕到武昌進行調查，回漢口后以湖北各界聯合會名義連續發布7則通電，披露兵變慘狀，揭露王占元罪惡，呼吁各界共同努力把王占元趕出湖北。王占元明令通緝施洋，施洋化裝離開武漢，到湖南長沙繼續進行“驅王自治”活動，直到把王占元趕出湖北。

在長期的斗爭中，施洋認識到，沒有民眾的基礎——民眾的組織與武裝，革命是不會成功的。要組織群眾，就要深入到群眾中去宣傳和組織，提高群眾的覺悟，培養群眾——尤其是最受壓迫的勞苦群眾的戰斗能力。同時，施洋也清醒認識到，在反動軍閥統治下，要奮斗就會有犧牲，“不犧牲不奮斗是得不到勝利的”。

“自由代價，惟血與淚。”施洋也知道，資產階級的法律是虛偽的。他常說:“我們的革命是多方面的,如果能用血淋淋的事實說明資產階級的法律是騙人的,是不兌現的支票,就是在群眾面前瓦解了資產階級的法律,就是打垮了反動統治機器的一部分。為得執行法律,如果被他們殺害或是關監,我們就是求仁得仁。一個革命家同反動統治階級如果不面對面地多打幾個回合,反動統治階級也不會垮,革命事業也不會成功!”

在工人運動中，施洋總是說在前面，做在前面，沖在前面。包惠僧說：“施洋不怕坐監不怕殺頭,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是我們的同志與工人群眾所共知的。他在每一次的工人罷工運動中,都是不顧一切,勇往直前。”在京漢鐵路罷工運動中,施洋經常同工會與工人群眾在一起斗爭,敵人非常仇視他。在漢口人力車夫罷工中，施洋混入罷工車夫隊伍里，在租界巡捕的嚴密監控下尋找機會與車夫交流，鼓勵車夫們與資本家、租界軍警進行斗爭，他說：“大家齊心協力，堅持到底，我們必能得到最后的勝利！我當盡力援助你們，一切危險犧牲，我都不怕。困苦的同胞們啊，緊緊的團結堅持啊。”

1923年1月15日，在紀念德國工人運動領袖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女士的追悼會上，施洋在演講中說：“軍閥的殺工人和工人的領袖，是不免的。因為工人奮斗的目的，不獨要打倒資本家，在目前尤其急要的是打倒萬惡的軍閥和勾結軍閥宰割中國的國際帝國主義……他們為主義，為革命，為無產階級，與奸賊戰，與仇敵戰，與一切反動的黑暗勢力戰。他們用他們的生命、他們的頭顱、他們的熱血去爭取主義的成功、革命的成功、無產階級解放的成功。但他們已犧牲了他們的一切！我們勞苦的同胞離解放的道途尚遠，留下的重擔和未走完的路途，在我和我們同志的肩膀上！遼遠的路途和艱難的重負，我們前仆后起，不斷的前進，終有達到之一日。同志呵！不用悲傷！不用畏怯！我們一同踏著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和黃、龐①等失敗的血跡而前進！”

半個月后，施洋受聘為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法律顧問。他和工人們一起奔赴鄭州舉行總工會的成立大會，他沿途演講，與全副武裝的軍警對抗直至總工會成立。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后，施洋又與湖北工團聯合會的同志商議援助罷工工人的辦法和萬人游行示威活動。2月7日，施洋被抓捕。

2月15日，大年三十的清晨，施洋被槍殺于武昌洪山。臨刑前，他還發出戰斗的宣言：“我只希望中國的勞動者早些起來，把軍閥、官僚、資本家和你們這般替他們做走狗的人，一起食肉寢皮！”李求實說：“施洋的死，乃是全國民眾合力打倒軍閥建設新國家的導火索。”嗚呼！生為人杰，死亦英雄；生命不息，戰斗不止！

就義：對黨忠誠、不負人民

林育南說：“伯高在湖北做勞動運動，是開始的第一人，那時就是全國做勞動運動的亦屬寥寥無幾。他赤手空拳，毫無憑借，而投身于加入最貧苦、最悲慘、最為人鄙視踐踏的勞苦大眾之中。”

在律師工作中，施洋就十分注重維護勞工權益，并盡可能地幫助勞工。這時的施洋，或許憑賴的是善良的品性、樸素的正義感和打抱不平的社會責任感，當他接觸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勞動運動后，就熱情投身于勞動運動，積極加入到黨的隊伍，并堅決執行黨的綱領和任務。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時作出的第一個決議，就強調“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要求集中力量開展工人運動，普遍建立和發展工會組織。8月1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隨后，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等人在武漢建立長江分部，施洋成為長江分部的法律顧問。12月，施洋與包惠僧、鄭凱卿等人共同領導了漢口租界車夫工人罷工，并負責起草《罷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書》。罷工期間，車夫生活困難，施洋又組織“車夫討飯團”，既進行了流行示威，又為工人爭取了救濟。罷工勝利后，施洋又組織成立車夫工會，按照相應辦法選舉成立執行委員會，使廣大車夫能夠自我管理、有組織地維護自身權益。此后，施洋相繼參與組建了京漢鐵路江岸、粵漢鐵路湘鄂段、揚子江機器廠、漢陽鋼鐵廠等多家工人俱樂部。林育南說：“伯高是武漢勞動運動的一個打頭陣的急先鋒，同時也可以說他是一個最富有謀略的司令者。”更讓人肅然起敬的是，施洋始終自覺與黨保持著高度一致。

1922年７月，黨的“二大”提出當前歷史條件下的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并作出《關于工會運動和共產黨的決議案》，要求“共產黨無論在哪種勞動運動中，他都要是‘先鋒’和‘頭腦’，決不可不注意任何工會活動，并要能適當的、誠實的和勇敢的率領工會運動”。施洋在工人運動中一直是這么做的，也一直忠實地宣傳、貫徹、執行著黨的綱領和任務。

1922年12月，當時中國最大的產業工會——漢冶萍總工會成立。在成立大會上，施洋應邀發表演講，他猛烈抨擊了國際資本主義，他說：“我們要知道壓迫我們的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即是一般(幫)不勞而食、坐擁萬金，吸取我們勞動者的膏血以滋養他們蠢笨的肥軀的資本家。但是我們的中國資本家，還沒有強盛起來，他們的生命還是握在外國資本家手里，我們中國資本家，還是跪在外國資本家腳下，搖尾乞憐以求茍活，他們還不配做我們的對手。他們比我們還更可憐，他們那里夠得上做我們的敵人。我們要看清楚，我們真正的敵人是外國資本家，是國際帝國主義者！國際帝國主義者許多年來，用武力和經濟兩重強大的勢力掠奪我們，把我們弄得非常苦痛悲慘的地位，這不獨是我們勞動階級為然，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一切中國的民眾，都是受同樣的壓迫。我們全中國的同胞們，大家應該覺醒，國際的帝國資本主義者，是我們共同的敵人，我們應該聯合起來，一致的反抗。勞動階級的同胞們，資本主義是我們的仇敵，國際(英、美、日、法等)資本主義是我們全國民眾的共同仇敵，我們要率領我們全中國的民眾，去打倒國際資本主義呀！”

1923年1月30日，施洋去鄭州參加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在信陽車站又憤怒譴責軍閥吳佩孚。吳佩孚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軍閥，部隊駐扎在京漢鐵路沿線，京漢鐵路的營運收入是其部隊軍餉的重要來源。總工會的成立本來得到了鐵路部門的允許，但吳佩孚卻電令不許開會。施洋與吳佩孚早有交往，但這時徹底看清了吳佩孚的反動本質，說：“工友們！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民國的約法上明白規定。我們工人創造的功勞甚大，在人民中占重要的地位，為什么不能享受約法上之自由？軍閥吳佩孚等，野心勃勃，南征北剿，不是依賴我們制造武器及交通運輸的工人么?他的生命，他的勢力都是建立在我們身上，他不知感恩，反要摧殘我們，壓迫我們，剝奪我們在約法上應有的權利！工友們！這是何等的道理?這種橫逆之來，我們豈能忍受？現在壓迫之來，是不或免的，我們當此大敵在前，當然有進無退，善自防衛。工友們！努力奮斗啊！”

鐵肩擔道義，赤膽壯刑場。對黨的任務，施洋有進無退。即使子彈穿透了胸膛，他仍然高呼著“勞工萬歲”。那是對黨的絕對忠誠，對工人運動的無限執著，對勞動人民的無比熱愛。毛澤東同志說：“施洋的犧牲，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是最保護工人階級利益的。”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同志指出：“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毫無疑問，施洋的革命實踐表現了偉大建黨精神，它將激勵我們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將偉大建黨精神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砥礪前行。

作者單位：竹山縣檔案館（史志研究中心）

竹山縣上庸鎮九年一貫制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