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冰
一
地處巴山堵水間的古庸國，應是華夏大地上最早的方國之一。據我國最早的史書《尚書.舜典》記載：“舜帝三十而征庸，在位五十載，徙方乃死。”可見4000年前的堯舜時期，庸作為一個部落方國就已存在了。
庸國在華夏歷史上的第一次精彩登場，是在公元前1046年。當時的庸人與同居秦巴地區的“西土八國”一起，不遠千里來到牧野（今河南孟津），與周武王姬發會師，直搗商紂王的首府朝歌。其事跡見于《尚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由此可見，庸國是武王伐紂聯軍的主要部分，排在蜀、羌等國家的前面。《史記》關于牧野之戰的記敘則更為詳盡，每一位讀過此段文字的人，都會對周武王姬發搖頭晃腦的生動表演記憶猶新。
在古庸國生存繁衍的秦巴地區，考古學和歷史文獻學也發現了人類的早期文明印痕。如發現于重慶市巫山縣、距今204萬年的“巫山人”，發現于湖北鄖縣的、距今100萬年的“鄖陽人”等。在堵河流域的竹山霍山坡、潘口、兩河口黃土包等地，先后出土了大量新、舊石器，留下了1萬年前古人類的信息。這里中小河流縱橫，物種豐富，氣候適宜，應是古人類生存繁衍的宜居場所。《康熙字典》、《神仙全傳》、《輿地紀勝》等記載的女媧煉石補天遺址，在竹山城西四十里的女媧山，則是從另一側面記錄了古人類在這片土地上留下的足跡。
關于庸人的起源，古往今來眾說紛紜，目前較流行的有幾種說法：一是"容成氏"之說。上古時期，"容"與"庸"通用，因此有人說容成氏就是庸成氏，容成氏就是庸國的先君。二是"祝融"說。認為鉆木取火的祝融氏是庸人的祖先。三是巴人說，認為巴人為其先祖。四是“百濮”說，認為百濮部落是庸人祖先。
這些說法大多猜測臆斷，并無多少考古和文獻依據。倒是近現代一些大家的觀點，似更接近于史實。如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巴庸系》中說：“庸分布在湖北西北部漢水流域，北以秦嶺山脈與漢族分界，南以巴山山脈與巴人分界，其民族介乎巴與漢族之間。周初助周人滅商，春秋與楚為敵，后為楚秦巴滅而分之，后遂同化于漢族。庸在商周間殆純為異族。”王桐齡《中國民族史》也說：庸為西方民族的一支，庸族血統界乎漢苗藏三族之間，在漢水中流流域，是與巴、蜀各自獨立之民族。綜合諸多因素來看，古庸人應該是顓頊苗裔的分支，從各地散居的庸人后裔的生活習俗來看，他們與土家族是“近親”。
二
夏商時期的庸國有何作為，因無正史記載，不好臆揣。但從“庸”字的變遷，似可看出一些影子來。古庸國人應掌握著先進的青銅技術，國內又盛產金屬，是鑄鐘大國，因此又被稱為"鏞人"，夏商時期許多鼎器都是庸人的杰作；庸人掌握了先進的修造技術，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稱為"墉人"，周朝時周人就曾請庸人在洛邑建造都城，竹山縣古庸方城遺址的城墻歷經3000余年風雨侵蝕，仍然屹立不倒，這足以證明庸人的建筑藝術的高超；庸人生活水平已經有了相當的水準，史書中記載"茶風源于巴山楚水間"，庸人是最早飲茶的先民；庸人還追求生活的藝術，注重娛樂，史料記載庸人是圍棋的發明者，堵河流域的上庸是堯統治時期堯長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發明了棋類博弈游戲，史稱“堯時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庸人還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古代戰事考》說“惟庸人善戰，秦楚不敵也”。
牧野之戰后，庸國被封為“伯國”，在“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中居中，在異姓諸侯中位居上游。庸國開始迅速崛起。疆土不斷擴大，鼎盛時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國及巴國還大，與南方正在崛起的楚國不相上下。其疆北抵陜西漢中、安康，南到湖南常德、張家界，西至重慶奉節、萬縣，東臨湖北保康、興山，面積在10萬平方公里以上。史書記載中提供了庸國疆土豐富的資料。《讀史方輿紀要》載：“四川首州府，周庸國地。大寧、奉節、云陽、萬縣、開縣、梁山皆其地也。”《華陽國志·漢中志》說：“（漢中）本附庸國，屬蜀。”《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載“于周為庸國之地”。《魏書》記載：“皇興四年置東上洛，永平四年改為上庸郡。轄商、豐陽二縣。”上庸郡就是商洛東部丹鳳、商南、山陽一帶，名為庸郡，可能與曾經是庸國屬地有直接的關系。
庸國的爵位也很高。《禮記·王制》載：“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儀禮》說：“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庸國國君世代為侯伯，其他諸侯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周時分封制度是嚴格的，非伯者不能稱其為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給其封號，“欲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庸既為伯，說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證明庸國的強盛。
庸國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而疆域廣大的庸國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國力也非常強大。商朝時期，庸是群蠻之首，“百濮”都歸集在庸國麾下。春秋時期，庸國稱雄于楚、巴、秦之間，曾打敗楚國幾次入侵，以至于給楚國造成遷都的威脅。最后的庸楚之戰，楚如果不聯合巴、秦，單靠某一個諸侯國想滅掉庸國，幾乎是不可能的。
庸國的都城在今湖北竹山縣境內，古今學界無爭議。但具體的方位卻仍是一個謎。據說已故著名楚史專家石泉先生，生前曾派弟子來竹山尋找古庸都舊址，并說“庸都何在”是“楚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他根據史料考證，初定六處“疑址”：一為文峰皇城村境內；二為原田家壩北壩街；三為田家壩鎮兩河口；四為今縣城所在地；五為今竹溪縣河鎮境內；六為城北80里的原滄浪鄉境內。終因無考古文物支持，沒有得出令學界信服的結論。近年來，省、市文史專家實地考察地形地貌后初步認定，考慮到古史記載古庸都“三面際水”的記載，今竹山縣城所在地為庸國都城的可能性較大。
三
公元前611年，楚國遇上嚴重災荒，餓死不少百姓，楚莊王在韜光養晦“三年不鳴、不飛”。楚之四鄰乘其危難群起攻楚。庸國國君遂起兵東進，并率領南蠻附庸各國的軍隊會聚到選（今枝江），大舉伐楚，楚國危在旦夕。楚莊王火速派使者聯合巴國、秦國從腹背攻打庸國。楚與秦、巴三國聯軍大舉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為三國所滅，楚王實現了“一鳴驚人”的壯志。
庸國滅亡后，秦、楚兩國疆域相連，在兩大強國近四百年的戰亂中，故庸舊地朝秦而暮楚，昔日的古都方城不斷地變換著兩國戰旗，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顯然，這樣的生存境遇是一個曾經擁有輝煌歷史的族群不能承受的。早在滅國之時，庸人就開始了悲壯地遷徙，去尋找新的家園，在四面強敵、遍地狼煙的虎視下，他們的遷徙路線沒有更多的選擇，只有沿著武陵山脈過峽江，進入到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而這些區域，正是現在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地。
有關庸國的歷史記載，隨著楚、秦、巴三國滅庸之戰煙消云散，庸人在逃亡的遷徙中也從歷史中消失蹤跡。從流傳于今的張家界、湘西的地名中可以看到，從遙遠的庸國遷徙而來的是一個龐大的族群，在與當地族群經過了最初的沖突后，他們融入了土家族的先民中，并為我們留下一系列地名：庸州、大庸溪、施溶溪、大庸灘、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庸人的后裔，除少部分在原住地躲進深山，繁衍生息外，大多數流散于在鄂西、張家界、湘西更為廣大的山林中。
四
庸國因其立國早，滅國也早，正史記載少，其事跡被歷史的塵埃所掩埋，故為學界關注少。其實，早在清末民國時期，梁啟超、陳寅硌等大家，對古庸國都有過精彩論述。如在談到秦楚巴滅庸時，梁啟超說：“楚莊即位三年，聯秦、巴之師滅庸，春秋一大事也。”可見庸國在春秋時期，是一方影響時局的重要的力量。
近年來，古庸國再次被湖北、湖南的學界所關注，甚至被稱為“東方古羅馬”、“中國的龐培”，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著名巴史專家張良皋在其專著《巴史別觀》中，首章便以《故國神游》為題，全面揭秘古庸國文明，提出了華夏文明起源的“巴域說”。他認為：古庸文明和已經發現的三星堆文化、瑪雅文化一脈相承。先秦時代許多文化之謎，包括四靈、十干、五行、八卦及楚文化、巴文化都與庸國息息相關。道教盛言四靈、五行、八卦，因而庸國也是道教的原生地。庸國在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怎么高估都不過份。古庸國應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的故里。他的《離騷》的第一句“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就明確告訴我們，他的家族是中原五帝高陽氏顓頊的后代，而他本人則是某一位“庸伯”的嫡嗣。庸國是巫文化的發源地，今重慶巫溪、巫山兩地是《山海經》中記載的“十巫降臨”之地，“巫風”仍濃。而崇尚“萬物有靈”的巫文化正是“狂放奇麗”的楚文化的源頭，可以說，庸國文明孕育了華夏文明的瑰寶——《離騷》和《楚辭》。
湖南張家界政協主席周元庭曾專門撰寫提案，呼吁深入研究古庸文化，建議湖南省委、省政府應對“古庸國歷史文化研究課題”應予以高度關注和重視，聘請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文字學、傳播學、遺傳學、地理學、天文學、環境學等各方面專業人才，組成綜合研究的專家團隊，有計劃、分步驟地對古庸國歷史文化進行全面、深入、細致、系統地分項考證和聯合攻關，徹底破解深埋歷史底層的千古之跡，用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擦中華文化中這張珍貴的歷史名片。應在在湖北竹山建造庸國文化紀念堂。在此基礎上成立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領導小組，向聯合國科教文衛組織提出申報，爭取將湖南大庸和湖北竹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更有趣的是，從2004年始，竹山被不少學者考證為“桃花源”的原型地，稱陶淵明的《桃花源》里描寫的“避秦時之亂”的村民正是古庸人，其原型地就在竹山南部的桃源村，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連中央電視臺、《中國國家地理》等權威媒體都來探源。由此看來，古庸國又成了中華隱逸文化的源頭。
一
地處巴山堵水間的古庸國，應是華夏大地上最早的方國之一。據我國最早的史書《尚書.舜典》記載：“舜帝三十而征庸，在位五十載，徙方乃死。”可見4000年前的堯舜時期，庸作為一個部落方國就已存在了。
庸國在華夏歷史上的第一次精彩登場，是在公元前1046年。當時的庸人與同居秦巴地區的“西土八國”一起，不遠千里來到牧野（今河南孟津），與周武王姬發會師，直搗商紂王的首府朝歌。其事跡見于《尚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由此可見，庸國是武王伐紂聯軍的主要部分，排在蜀、羌等國家的前面。《史記》關于牧野之戰的記敘則更為詳盡，每一位讀過此段文字的人，都會對周武王姬發搖頭晃腦的生動表演記憶猶新。
在古庸國生存繁衍的秦巴地區，考古學和歷史文獻學也發現了人類的早期文明印痕。如發現于重慶市巫山縣、距今204萬年的“巫山人”，發現于湖北鄖縣的、距今100萬年的“鄖陽人”等。在堵河流域的竹山霍山坡、潘口、兩河口黃土包等地，先后出土了大量新、舊石器，留下了1萬年前古人類的信息。這里中小河流縱橫，物種豐富，氣候適宜，應是古人類生存繁衍的宜居場所。《康熙字典》、《神仙全傳》、《輿地紀勝》等記載的女媧煉石補天遺址，在竹山城西四十里的女媧山，則是從另一側面記錄了古人類在這片土地上留下的足跡。
關于庸人的起源，古往今來眾說紛紜，目前較流行的有幾種說法：一是"容成氏"之說。上古時期，"容"與"庸"通用，因此有人說容成氏就是庸成氏，容成氏就是庸國的先君。二是"祝融"說。認為鉆木取火的祝融氏是庸人的祖先。三是巴人說，認為巴人為其先祖。四是“百濮”說，認為百濮部落是庸人祖先。
這些說法大多猜測臆斷，并無多少考古和文獻依據。倒是近現代一些大家的觀點，似更接近于史實。如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巴庸系》中說：“庸分布在湖北西北部漢水流域，北以秦嶺山脈與漢族分界，南以巴山山脈與巴人分界，其民族介乎巴與漢族之間。周初助周人滅商，春秋與楚為敵，后為楚秦巴滅而分之，后遂同化于漢族。庸在商周間殆純為異族。”王桐齡《中國民族史》也說：庸為西方民族的一支，庸族血統界乎漢苗藏三族之間，在漢水中流流域，是與巴、蜀各自獨立之民族。綜合諸多因素來看，古庸人應該是顓頊苗裔的分支，從各地散居的庸人后裔的生活習俗來看，他們與土家族是“近親”。
二
夏商時期的庸國有何作為，因無正史記載，不好臆揣。但從“庸”字的變遷，似可看出一些影子來。古庸國人應掌握著先進的青銅技術，國內又盛產金屬，是鑄鐘大國，因此又被稱為"鏞人"，夏商時期許多鼎器都是庸人的杰作；庸人掌握了先進的修造技術，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稱為"墉人"，周朝時周人就曾請庸人在洛邑建造都城，竹山縣古庸方城遺址的城墻歷經3000余年風雨侵蝕，仍然屹立不倒，這足以證明庸人的建筑藝術的高超；庸人生活水平已經有了相當的水準，史書中記載"茶風源于巴山楚水間"，庸人是最早飲茶的先民；庸人還追求生活的藝術，注重娛樂，史料記載庸人是圍棋的發明者，堵河流域的上庸是堯統治時期堯長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發明了棋類博弈游戲，史稱“堯時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庸人還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古代戰事考》說“惟庸人善戰，秦楚不敵也”。
牧野之戰后，庸國被封為“伯國”，在“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中居中，在異姓諸侯中位居上游。庸國開始迅速崛起。疆土不斷擴大，鼎盛時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國及巴國還大，與南方正在崛起的楚國不相上下。其疆北抵陜西漢中、安康，南到湖南常德、張家界，西至重慶奉節、萬縣，東臨湖北保康、興山，面積在10萬平方公里以上。史書記載中提供了庸國疆土豐富的資料。《讀史方輿紀要》載：“四川首州府，周庸國地。大寧、奉節、云陽、萬縣、開縣、梁山皆其地也。”《華陽國志·漢中志》說：“（漢中）本附庸國，屬蜀。”《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載“于周為庸國之地”。《魏書》記載：“皇興四年置東上洛，永平四年改為上庸郡。轄商、豐陽二縣。”上庸郡就是商洛東部丹鳳、商南、山陽一帶，名為庸郡，可能與曾經是庸國屬地有直接的關系。
庸國的爵位也很高。《禮記·王制》載：“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儀禮》說：“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庸國國君世代為侯伯，其他諸侯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周時分封制度是嚴格的，非伯者不能稱其為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給其封號，“欲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庸既為伯，說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證明庸國的強盛。
庸國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而疆域廣大的庸國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國力也非常強大。商朝時期，庸是群蠻之首，“百濮”都歸集在庸國麾下。春秋時期，庸國稱雄于楚、巴、秦之間，曾打敗楚國幾次入侵，以至于給楚國造成遷都的威脅。最后的庸楚之戰，楚如果不聯合巴、秦，單靠某一個諸侯國想滅掉庸國，幾乎是不可能的。
庸國的都城在今湖北竹山縣境內，古今學界無爭議。但具體的方位卻仍是一個謎。據說已故著名楚史專家石泉先生，生前曾派弟子來竹山尋找古庸都舊址，并說“庸都何在”是“楚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他根據史料考證，初定六處“疑址”：一為文峰皇城村境內；二為原田家壩北壩街；三為田家壩鎮兩河口；四為今縣城所在地；五為今竹溪縣河鎮境內；六為城北80里的原滄浪鄉境內。終因無考古文物支持，沒有得出令學界信服的結論。近年來，省、市文史專家實地考察地形地貌后初步認定，考慮到古史記載古庸都“三面際水”的記載，今竹山縣城所在地為庸國都城的可能性較大。
三
公元前611年，楚國遇上嚴重災荒，餓死不少百姓，楚莊王在韜光養晦“三年不鳴、不飛”。楚之四鄰乘其危難群起攻楚。庸國國君遂起兵東進，并率領南蠻附庸各國的軍隊會聚到選（今枝江），大舉伐楚，楚國危在旦夕。楚莊王火速派使者聯合巴國、秦國從腹背攻打庸國。楚與秦、巴三國聯軍大舉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為三國所滅，楚王實現了“一鳴驚人”的壯志。
庸國滅亡后，秦、楚兩國疆域相連，在兩大強國近四百年的戰亂中，故庸舊地朝秦而暮楚，昔日的古都方城不斷地變換著兩國戰旗，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顯然，這樣的生存境遇是一個曾經擁有輝煌歷史的族群不能承受的。早在滅國之時，庸人就開始了悲壯地遷徙，去尋找新的家園，在四面強敵、遍地狼煙的虎視下，他們的遷徙路線沒有更多的選擇，只有沿著武陵山脈過峽江，進入到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而這些區域，正是現在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地。
有關庸國的歷史記載，隨著楚、秦、巴三國滅庸之戰煙消云散，庸人在逃亡的遷徙中也從歷史中消失蹤跡。從流傳于今的張家界、湘西的地名中可以看到，從遙遠的庸國遷徙而來的是一個龐大的族群，在與當地族群經過了最初的沖突后，他們融入了土家族的先民中，并為我們留下一系列地名：庸州、大庸溪、施溶溪、大庸灘、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庸人的后裔，除少部分在原住地躲進深山，繁衍生息外，大多數流散于在鄂西、張家界、湘西更為廣大的山林中。
四
庸國因其立國早，滅國也早，正史記載少，其事跡被歷史的塵埃所掩埋，故為學界關注少。其實，早在清末民國時期，梁啟超、陳寅硌等大家，對古庸國都有過精彩論述。如在談到秦楚巴滅庸時，梁啟超說：“楚莊即位三年，聯秦、巴之師滅庸，春秋一大事也。”可見庸國在春秋時期，是一方影響時局的重要的力量。
近年來，古庸國再次被湖北、湖南的學界所關注，甚至被稱為“東方古羅馬”、“中國的龐培”，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著名巴史專家張良皋在其專著《巴史別觀》中，首章便以《故國神游》為題，全面揭秘古庸國文明，提出了華夏文明起源的“巴域說”。他認為：古庸文明和已經發現的三星堆文化、瑪雅文化一脈相承。先秦時代許多文化之謎，包括四靈、十干、五行、八卦及楚文化、巴文化都與庸國息息相關。道教盛言四靈、五行、八卦，因而庸國也是道教的原生地。庸國在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怎么高估都不過份。古庸國應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的故里。他的《離騷》的第一句“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就明確告訴我們，他的家族是中原五帝高陽氏顓頊的后代，而他本人則是某一位“庸伯”的嫡嗣。庸國是巫文化的發源地，今重慶巫溪、巫山兩地是《山海經》中記載的“十巫降臨”之地，“巫風”仍濃。而崇尚“萬物有靈”的巫文化正是“狂放奇麗”的楚文化的源頭，可以說，庸國文明孕育了華夏文明的瑰寶——《離騷》和《楚辭》。
湖南張家界政協主席周元庭曾專門撰寫提案，呼吁深入研究古庸文化，建議湖南省委、省政府應對“古庸國歷史文化研究課題”應予以高度關注和重視，聘請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文字學、傳播學、遺傳學、地理學、天文學、環境學等各方面專業人才，組成綜合研究的專家團隊，有計劃、分步驟地對古庸國歷史文化進行全面、深入、細致、系統地分項考證和聯合攻關，徹底破解深埋歷史底層的千古之跡，用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擦中華文化中這張珍貴的歷史名片。應在在湖北竹山建造庸國文化紀念堂。在此基礎上成立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領導小組，向聯合國科教文衛組織提出申報，爭取將湖南大庸和湖北竹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更有趣的是，從2004年始，竹山被不少學者考證為“桃花源”的原型地，稱陶淵明的《桃花源》里描寫的“避秦時之亂”的村民正是古庸人，其原型地就在竹山南部的桃源村，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連中央電視臺、《中國國家地理》等權威媒體都來探源。由此看來，古庸國又成了中華隱逸文化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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