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竹山縣位于湖北省西北、十堰市西南，東連房縣，西接竹溪，南毗神龍架與四川巫溪，北鄰鄖縣和陜西白河、洵陽，地處秦巴咽喉，位屬荊襄屏藩。跨東徑109°32′～110°25′，北緯31°30′～32°37′，版圖形似“7”字。全縣轄10鎮15鄉，總面積3587．65①平方公里。
　　縣域分兩大地理單元：北為秦嶺地槽東段南緣，南屬揚子準地臺區，處于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向第三階梯的過渡帶上。四周峻嶺橫陳：秦嶺、巴山、巫山、武當山四面環抱，蔥坪山、南天門雄踞南境，圣母山、滄浪山聳立北疆。中間谷地錯落：堵河、縣河、霍河、深河、苦桃河、北星河向心流淌，溢水、東川、麻家渡、保豐、擂鼓、紅巖6個盆地在中西部鱗次排列。整個地勢“南高北次中央低，山嶺半環口朝西”。山地面積廣大，平地零星分布。高、中、低山地面積470余萬畝，丘陵、盆地、河谷平地面積60余萬畝，“八山一水一分田”乃地貌特點。
　　竹山位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春季增溫快冷暖多變，夏季氣溫高降水集中，秋季降溫迅速多有陰雨，冬季降水少時日綿長。年日照時數1200～1700小時，年平均氣溫l0℃～15℃，無霜期154—250天，年均降水927．1毫米，干燥度1．09～0．72。氣候要素特征和地域分布特點為：雨熱同季少嚴寒，旱雹陰雨災頻繁，水熱垂直差異大，中暖北次冷濕南。
　　竹山水能資源富甲鄂西北。年均降水32．46億立方米，平均徑流深344．9毫米，徑流總量12．37億立方米。流域面積超過5平方公里的251條大小河流蘊藏水能116．5萬千瓦，可供開發96．56萬千瓦，其中堵河干流81萬千瓦。境內有127處良好壩址適宜筑壩蓄水，尤以堵河4個梯級電站開發價值巨大。
　　竹山地形地貌復雜，氣候類型多樣，共同奠定了植物王國和動物樂園的天然基礎。境內有植物2300余種。用材樹種、經濟樹木各呈價值，天然植被、人工植被相得益彰。銀杏、樟樹珍貴，珙桐、楠木稀罕，金釵、石斛、七葉一枝花、江邊一碗水、文王一支筆、頭頂一顆珠屬貴重藥材；肚倍、生漆、桐油、香菌、木耳為優質林產。境內動物200余種，豹、熊、獐、鹿、金絲猴、獼猴、紅腹錦雞、貓頭鷹、雕、大鯢……或棲息于林莽，或翱翔于長天，或奔競于山巔，或騰躍于溝谷，或嬉戲于淺水，或潛匿于幽穴。萬類競自由，相濡且相安。
　　竹山是多種礦產富集區，有礦物資源7大類32種。已查明儲量并判定有開采價值的包括中型硫鐵礦3處，大型金銀礦1處，中型重晶石礦1處，大型石灰石礦1處，中型石英石礦3處，大型石板礦1處。各類具有開發價值的礦產潛在價值2100億元(按1980年不變價)。鈮——稀土儲量居中國第二而有世界意義，綠松石乃縣境特產而享譽海外。
　　竹山襟江帶漢，連接秦、巴，東到襄樊，北達十堰，西臨重慶、安康，南至宜昌三峽皆不逾400公里，處于江峽奇景、三國勝跡、武當風物、神龍林海、漢江風光等共同構成的旅游圈之中心。境內山雄水秀，勝跡紛陳。驢頭山險過西岳，滄浪山名比武當。漂流堵水能暢胸臆，登臨庸都可抒幽情。

(二)

　　竹山，商代前為漢水流域重要部落方國，稱庸，曾是堯之子丹朱的封地。武王伐紂，庸起兵相從而得襲封，從此雄踞華夏腹地400余年。公元前611年，庸率群蠻反楚，六戰皆勝，后為楚聯合秦、巴所滅，地屬楚。前312年，地歸秦。其后近百年間，處強敵環伺之間，難免為人魚肉，朝秦而暮楚。至前221年終歸秦之一統版圖，置上庸縣隸漢中郡。漢因秦制，漢末置上庸郡領5縣。三國時，斯地烽火接年，更迭頻繁，或歸魏，或歸蜀，時郡縣并立，分合數度。晉代郡縣并置。南北朝時，先屬齊梁，后屬北魏，再入西魏，郡縣幾易其名。西魏廢帝元欽元年，改安城為竹山，縣名始見。隋唐時，竹山、上庸二縣俱存，皆隸房州，州治初設竹山后移房陵。五代因之。北宋時，省上庸入竹山。元代竹山屬襄陽府轄縣。明初省竹入房，未幾而復置。成化十二年后隸鄖陽府，再析縣西之尹店社置竹溪縣。清道光間，竹山南鄉置白河廳，設撫民同知轄竹房(竹山、竹溪、房縣)三縣之南山地域，不久地歸各縣。民初隸襄陽道，再相繼隸鄂省第十一、第八行政督察區。解放后竹山先后隸陜南行政區、鄖陽專區、襄陽專區、鄖陽地區。
　　竹山境內發現30萬年前的舊石器遺跡數十處，印證堵河流域文明悠久。先民們蓽路藍縷，業績昭彰。媧皇煉石補天，于竹之西鄉留下勝跡；神農采藥濟眾，于縣之南山播下美譽。4000年前庸國崛起，山陬小國，勢力遠播，興盛時檄之所至，披靡者北逾漢而南抵江，東達平原，西界秦嶺。從商伐紂立赫赫戰功，鏖兵牧野留萬世英名。此后，拆沖于秦楚之間，縱橫于群蠻之上，歷400年而不衰。三國時，孟達喋血庸戰，劉封斷腸古郡，司馬懿兵鋒南指，使此漢南古邑竟成百戰之地。南朝北朝，烽火連年，上庸再度成為兵戈相爭的前沿。齊梁間，韋睿守上庸，度時勢而自結梁武，率兵勤王，功成身退，博得“六朝人物以睿為冠”之評。隋唐盛世，地面安靖，時作州治，盧陵王謫時曾居。宋夏交兵，竹山再燃烽煙，楊家將于縣西屯兵御敵，留跡千古。元末，紅巾軍來縣轉戰。明成化間，荊襄流民聚集于此。1634年(崇禎七年)，張獻忠首渡破城，其后來往縣境數次。清順治時，明末農民軍余部于此和清軍作最后拼殺。為使控引三省之地保安無虞，在竹山設綠營，康熙大帝率頒敕命以訓諭之。嘉慶初，白蓮教軍往來縣境。咸豐間有襄陽人高二先攻占竹山。同治時有太平軍偏師進駐縣境。數千年中竹邑兵連禍接，人民飽受戰亂之苦，深感切膚之痛。血雨腥風，薰陶出強毅民風；刀光劍影，鑄就了不屈品格。晚清以降，遇盜賊同仇敵愾、臨大義奮不顧身而載于志乘者凡數百人。迄至民國更英杰輩出：張振武視帝制若仇讎，倡共和毀家紓難；施洋看權奸如糞土，為勞工仗義執言。馮嗣鴻率軍援鄂首義建功，徐玉麟孤身報國疆場遂愿，朱樹聲法界臣擘，張蔭廷報業俊彥。抗戰軍興，竹山子弟160人捐軀戰場；韓戰爆發，庸地50余名兒男血灑朝鮮。新中國遍地堯舜，竹山人再展宏圖，工農兵學商皆有才俊，東西南北中各建功業。輝煌簡冊者何止鄉黨，外籍赤子亦名垂青史：許明清血沃走馬崗，楊德衍魂留牧魚山。治竹有善政者，興工有良策者，育人為師表者，從醫技術精湛者不勝枚舉。

(三)

　　竹山僻處萬山叢中，向來以農立縣，尤以種植業為農村經濟的支柱。清末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農村，地主占有70％的耕地，由于人口日增，漸至土浮于人，墾荒普遍。農民自發修建水利設施，為數不多且簡陋，防災能力很差。刀耕火種是基本的耕作方法，正常年景傾其力終日勞作仍難以足食，一遇災荒常有餓殍載道。民國年間，農業仍為竹山經濟支柱，耕地面積變化不大，傳統農具和畜力是農業勞動重要生產資料。政府辦理水利實務，工程簡陋，難見效能。自然災害頻繁，墾荒撒播常見，品種老化混雜，不重肥料使用，糧食產量很低。正常年景產大豆有余可供外銷，小麥、苞谷能保自給，稻米不足；災歉年份，食難裹腹，野菜、樹皮、觀音土皆以充饑，饑餓瘟疫肆虐，人口大量死亡。新中國成立后，對數千年相延之生產關系實行變革。1951年土改結束，1952年實行合作化，1956年96％的農村人口進入合作社。耕者有其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合作社凝聚起分散的力量。此期間耕地面積增加，婦女進入農業勞動第一線，糧食產量增加，農村面貌為之一新。1958～1960年，實行人民公社制度，大辦食堂，社員吃飯不要錢，按月發工資，同時搞“一平二調”、大辦鋼鐵，“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加上自然災害，使糧食減產，資源破壞，人民生活困難，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1962年起改革政策，與民休養，組織農民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機械、電力、化肥進入農業生產領域，農業耕制改革使熟制增加，栽培技術不斷更新。綜合措施促進了以糧食生產為主的農業經濟的發展。1979年始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新體制顯現出新的活力，農民的生產熱情空前高漲；再輔以政府對農業的投入和引導，農業發展屢創新高。傳統農業逐步脫離高消耗低效益的窠臼，而向生態型、效益型、科技型轉軌。1993年，全縣工農業總產值55597萬元(1990年不變價，下同)，其中農業產值34320萬元，分別比1949年增長15．97倍和9．86倍。
　　竹山林業資源十分豐富。明清時，屢有皇室采木使來竹采選巨木大材以營建宮闕。肚倍、生漆、桐油、木耳遠銷各口岸和海外，既為山民帶來衣食之資，也給商賈贏得發家之利。晚清時期，私人占有部分山林，少部分屬族產、廟產。官府僅斷理林權糾紛而有關興林、護林、用林實務皆由民間自理。民國時期，縣府設農林場，再設農業改進所對林業生產作技術實驗，但收獲甚微。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成立專門機構發展林業，管理林政，常年采購良種，撫育苗木，組織人工造林和“四旁”植樹，興辦林場和森工企業，進行森林保護和竹木市場管理。山林權屬隨農村經濟體制變革而經歷“分一合一分”三個階段：建國初，山林私營；1958～1979年，林權公有，木材被大量采伐支援國家建設；1980年以后，農戶分得自留山和經營山，由于疏于管理和擔心政策變化，導致林木被過度采伐。1983年以后，林業專業戶應運而生，多者經營山林逾千畝。新中國成立初位居農業產值第二位的林業產值漸被牧業超出。
　　畜牧業是竹山的傳統產業之一。晚清至民國時期，窮家小戶飼養禽畜，大戶人家喂騾養馬，農諺有“窮不丟書、富不丟豬”之說。經長期人工培育，廟埡牛、馬頭羊、鄂西黑豬、竹山大雞成為具有優良品性的畜禽良種。新中國成立后，政府致力于發展畜牧業，50年代初組織民間獸醫進行牲畜防疫，頒布規章以保護耕牛。1956年成立管理畜牧業的行政機構并開辦第一個國營畜牧場。畜牧機構常年進行品種改良和疫病防治等技術服務，各級政府組織農戶和農村基層集體組織養豬、養羊、養牛。1993年，豬、牛、羊的飼養量分別是1949年的11．5倍、1．36倍和5．70倍。
　　竹山河流眾多，塘堰星羅。晚清民國時期至50年代，人們只能在天然水體中捕殺野魚偶作珍饈。60年代開始塘堰養魚，隨水庫的不斷建成，庫養規模逐步擴大。70年代實現魚苗自給。80年代網箱養魚在水庫推廣。1993年成魚產量近40萬公斤，為1960的的21．1倍。大鯢、甲魚等珍貴水產自然產量日少，人工繁殖漸多。城鎮居民宴飲食魚已屬平常，村野農家節慶時魚蝦作肴饌也不稀奇。
　　晚清民國時期，竹山不乏“九佬十八匠”等手工業匠人和個體營商者，他們常年坐店經營或串鄉生產，也有視農事閑忙而臨時從事者。新中國成立初，政府組織手工業匠人從事集體生產。其后，在農村集體生產組織中開辦農業企業、采礦業、運輸業、加工業和商業服務企業，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至90年代，鄉鎮企業形成個體、聯營、集體三種性質企業互補，工、農、商、礦、運、建六業并舉的格局。1993年，鄉鎮企業總產值9903萬元，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7．81％。
　　晚清民國時期，竹山工業僅有采礦、冶鐵兩項。綠松石開采早可溯至漢代，康熙時官府令采旋又禁止。民國時，縣署組織人工采掘。土法采礦煉磺始于康熙年間，民國時有30余戶經營。清初有鄉民在大石溝首先掘煤使用，后在西河壩、沙溝等地開礦；晚清時，潘口、保豐、黃栗、擂鼓、得勝皆有開采。銅礦開采始于1850年前后，1890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人在竹設五盈銅礦公司和大成銅礦公司采礦煉銅以作造槍彈之原料。光緒間，縣民開鐵礦10處，年產量高達20萬斤。民末，茅塔、擂鼓、牌樓、滄浪、得勝等地開設冶煉場，鐵鍋、犁鏵除供縣內銷售外，尚銷往鄖縣、均縣等地。土紡土織相延日久，以縣西溢水、麻家渡、保豐、擂鼓、秦古最盛。民國時城關紡業漸成規模，所產土布銷往鄂西北及河南，與紡織業相表里之印染業亦于斯時在城關有所成就。城鎮設坊印刷，鄉間置廠造紙，皆在清末民初。
　　新中國成立后，傳統工業升華，近代工業勃興。1952年建起4家國營工業企業，1953—1957年，對手工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由城關推及四鄉重鎮。1958～1965年，工業進入調整期，初是以大辦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造成人、財、物的大浪費，繼而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企業個數調減而運營質量提高。1966—1976年，建成電力、煤炭、化工、機械、建材、森工、食品、紡織、造紙等10個工業門類且企業規模不斷擴大，生產一批有影響的產品，但企業多屬資源消耗型，科技含量低，資源浪費多，環境污染重，經濟效益差。1977—1993年，工業企業在擴大規模的同時，注重技術等級提升，漸形成支柱企業和主導產品，工業總產值逐步攀升，漸有超過農業總產值而成“龍頭”之勢。1993年，全縣工業總產值21277萬元，占工農業總產值的38．27％，是1950年的39401倍。
　　晚清，海禁已開，外貿發展，竹山之豐富的土特產資源出口日增。外籍人士受利益驅動絡繹來竹，其思想活絡，聯系廣泛，購銷山貨而發家者眾，“王三盛”是其代表。同治光緒以后，社會稍安，商業貿易的社會風險降低，以縣城及田家壩為重點的一批商號實力漸隆，多達數十家。為避免內部傾軋，建立以地緣、業緣為紐帶的行幫，各以會、館、廟名之。民國時有官方背景的商會管理商務，由于有地方豪強操縱，不法之徒公開或半公開壟斷商務，敲詐盤剝而漁利，“蛋派十二閻王”皆屬此等刁頑之徒。加上社會動蕩，匪患不絕，戰爭連綿，攤派繁苛，使商民不堪其苦，商業日漸凋敝。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注重保護工商業者利益，使商貿業漸脫困厄。1953—1956年，對私商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對糧食、油脂、棉花實行國家統購統銷，對生豬等主要農副產品實行統購、派購、議購和預購。生活必需品憑票定量供應，生產資料也逐步實行計劃供應。1958年，實行“三統”、“三并”，嚴格的計劃管理體制形成，時市場物資緊缺，供求予盾突出。1966年，國營、集體、個體商業再度合一，集貿市場關閉，糧棉油仍實行嚴格的統購統銷政策，計劃管理程度更高。此間，農副產品收購穩步上升，重點建設物資得以保障，與此相對的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匱乏和社會購買力增長緩慢，商業內部則產生以低效率為特征的官商作風與機制。1979年后，國營商業逐步轉換經營機制，經營形式多樣化，市場配置資源作用漸顯，國家逐步縮小計劃分配供應的商品范圍，物資管理部門面向市場經營，集體商業機構對農副土特產品收購壟斷權和對農業生產資料及群眾生活資料銷售壟斷權逐漸松動乃至喪失，與此相對應的是個體商業異軍突起，全面進入市場而與國合商業鼎足而立。1985年取消糧食統購，其后糧食統銷也逐步因糧食市場松動和國營糧食企業競爭力衰弱而式微。縣屬國營工業企業產品則由企業自主銷售。食鹽、卷煙、石油因關系國計民生而由政府專賣。
　　清末，財權高度集中，縣級收支需層層上報至朝廷。收入之項首推田賦，次為商稅，正項之下抽收雜捐，尤以光緒后雜捐更多。支出主要是官俸、祭祀、撫恤、獄政等項。晚清時期，準允官吏于征正稅時加抽養廉銀，地方主官俸祿優厚。民國時期，社會動亂不息。1941年前，縣財政隸屬于省，課稅種類、名目、比額、征解方法概由省定，收入上繳，支出下撥。1942年始辦自治財政，賦稅收入由中央、省、縣分成，支出項目漸多。
　　民初匪患猖獗，中期亂兵滋擾，隨之有國民黨政府辦理“清鄉”以防共，未幾抗戰爆發，接著內戰再起，數十年間，幾無寧日。官府需索浩繁，強梁攤派無度。每興一事，必辦一捐，致稅上加稅，捐外有捐，加上為政者大肆營私，辦事者伺機中飽，使人民痛苦不堪，
怨聲載道。新中國成立后，財政體制數度更易，各種體制或集權于上而利控制，或放權于下而促其開源節流。1993年，全縣財政收入達到3930．8萬元，是1953年的49．19倍；財政支出4764．1萬元，是1953的56．51倍。財政人不敷出，嚴重制約了地方經濟的發展。
　　清末，無官辦金融機構。民國時期，由紳商合資組織金融合作社。時貨幣多樣，成色參差，官府借貶值以漁利，奸民賴仿造以斂財，使百姓蒙受損失，給經濟帶來障礙。新中國成立后，金融改由國營，至1984年，人民銀行(支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信用合作社、保險公司等先后在縣內開設，分行業對國有、集體和個體從業者提供信貸支持和實行資金監管。1993年，全縣各類存款余額3182．9萬元，貸款余額1155．7萬兀。
　　竹山層巒疊嶂，構成交通最大障礙。一帶堵河向為舟楫往來要樞。民國時期，木船上溯洪坪，下達堵口，遠至漢北各商埠，但沿途險灘密布，船毀人亡之禍不絕。陸路驛道近至房鄖，遠抵川陜，皆崎嶇難行，尤以南路險比“蜀道”。民間向以修路架橋為善舉，故道上多設津梁，河上多有義渡。抗戰期間，開辟鄖(陽)寧(四川大寧)段專理軍事運輸，水陸并行，木船輔以人力，運力有限。“漢白”公路過境為現代交通之肇始。新中國成立后，公路交通迅速發展。1956—1993年，共修建公路129條，國道、省道、縣鄉村道縱橫交織，“316"’國道和鮑竹—竹向路構成“十字”骨架勾連東西南北。1985年，25個鄉鎮皆通公路，1993年，69％的村通公路。水運地位漸退居次席，隨黃龍庫區形成，機動船可上至田家下達黃龍，快捷安全。
　　晚清時期，設鋪舍以速郵傳，郵路分達鄖府和竹溪。民初設郵政局，繼設電報、電話局，電報月傳20余份，通話最遠至老河口。1949年，政府恢復郵電機構，更新設備，繼而努力向農村發展業務。1993年，郵電局下轄12個郵電支局，郵路總長2840公里；長途通訊聯通海內外，市話容量2000門，農話電路45條，交換容量1344門。
　　民國以前，政府組織集鎮建設僅限城關，無非繕城廓、鋪街道、建衙署等數端，余則無力顧及。縣城自成化初年定址后迭經兵火而數度被毀，歷任知縣數度整修，民國間僅作零星修繕。鄉下有市集20余處，皆依交通要道而興，一應設施皆由民間自發修建，雜亂無章。50年代起，交通改善，人口激增，商貿呈現新格局，社會事業進步，城鎮建設隨之發展，由依商而興變為以行政中樞而建。80年代后，城鄉建設步伐加快，規范化程度日增。1993年，10個建制鎮均建成了自來水設施，城關作為縣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凸顯，功能日全。

(四)

　　嘉慶至同治初年，封建統治風雨飄搖，竹山社會幾無寧日。同治中至宣統，時近50年，地方較為安靖。周士禎主政時，經濟民生皆有起色。因海禁大開和戰亂暫息，竹山之土特產得以大量外銷，一批商賈借以集聚漸臻富裕。城關、田家壩、官渡、對峙河等一批堵河沿岸集鎮因商而興，日趨繁榮。商業資本與土地資本融合使四鄉皆產生了商人、高利貸者兼地主的豪門旺族，一些“洋務運動”的實踐者于斯時來竹開辦礦冶，近代工礦業在竹發軔。
　　光緒時，新政繁多，需索浩繁，地方政務以征派為要，官府與豪強結盟，權力為黑金腐蝕。更有官吏假征收國課之名而行中飽私囊之實，大肆勒索，借端聚斂。廣大下層群眾生命倒懸，水深火熱。一批青年才俊深感政治黑暗，時局艱危，在東漸的西風中接受了新思想，變革之愿望空前強烈，于是負笈東瀛或遠赴巨埠，希圖尋求真理以改革現實，張振武、郭肇明、施洋等是其中的代表。
　　民國近40年，竹山之社會可用一“亂”字以蔽之。匪患、天災、戰亂與民國相始終，豪強干政從未根絕。1912年2月～1949年9月，共歷縣知事(縣長)44任，人均任職10個月零6天。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降下黃龍旗，升起雜色旗，易幟成為軍閥的游戲。北洋政府時期，縣署設置與清末沒有什么變化。縣知事受手握軍權的軍閥差遣來縣執掌權柄，毫無民意基礎，于混亂時局中乘機聚斂錢財。治安、學務、實業本為政務的題中之義卻被置之度外，更無良圖善舉。四鄉豪強乘勢而起，網絡武裝以自重，漸至尾大不掉。當政縣官為求自保，不得不采取羈靡之策對其極力籠絡，政務、警務、獄訟皆聽命于豪強，使得政治愈加黑暗。地方政局混亂，亂兵、土匪乘虛而人，強征苛派，打家劫舍，往往與地方豪強狼狽為奸，沆瀣一氣，人民遭受之荼毒無以復加。四鄉土豪劣紳不僅把持一方政務，還肆意壟斷經濟，或巧取豪奪山林田產，或武力壟斷山貨貿易，或向客商征收“買路錢”，或放高利貸大肆盤剝。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地下黨員幫助國民黨在竹山建立組織，發展黨員，開展農運，抑制豪強，旋因國民黨的背叛和地方反動勢力的反撲而遭扼殺。
　　1929—1933年，國民黨統治漸趨牢固，但因忙于內戰，對偏遠地方仍鞭長莫及。竹山豪強干政、兵匪為害的局面一如既往。杜子翼操縱縣政直至1930年。1931年，賀龍率紅軍旌指均房，在竹山毗鄰房縣的東北邊陲建立半公開的蘇維埃政權，但在白色恐怖中存續短暫。變兵如牛育春、土匪如楊玉山等為害多年，奸擄燒殺，無惡不作。
　　1934年，豪強受到抑制，匪患漸趨肅清。歷時未久，抗戰軍興，竹山成為國民黨第五戰區的戰略后方和大西南國統區戰略前沿的結合部，國民黨軍政機關一時麇集，混亂的政局一時廓清，治安得以整肅，以軍需轉運為動力的戰時經濟出現短暫繁榮，以抗日宣傳為主題的文化運動一時勃興。鄭桓武治竹時期，繼續抑制豪強，致力興辦學校，推行公耕造產，并興修水利，改善交通，政聲較著。但抗戰期間，軍隊頻繁過境，糧秣需要甚巨，加上抽征壯丁，編組民團，使賦役繁重。政警奔走鄉間無非是拉丁派款，催征賦稅。拘押鞭打隨處可見，一時民怨沸騰。日本特務、反動會道門首領、地方失勢官紳乘機勾結，裹脅群眾發動了1942年春夏之交的暴亂。1945年春，熊光文在南鄉領導山民開展“五抗”(抗丁、抗糧、抗稅、抗捐、抗租)斗爭，堅持經年。
　　1946年7月，人民解放軍中原突圍部隊至竹轉戰數月。其后，國民黨在竹實行特務統治，以“勘亂”為名大肆攤派，加上天災肆虐，致人民生活困苦，社會生產力遭受破壞。
　　新中國成立迄1993年，竹山的社會面貌煥然一新，政治架構、經濟成就、社會風尚無不迥異往昔，千年古邑展現出令人矚目的空前風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竹山取得一切經濟、文化成就的根本保證。
　　1949年元月成立中共竹山縣委員會，時有黨員29人。其后，黨的各級組織陸續建立，縱到基層村組，橫及各機關、團體、學校、部門。至1993年，全縣有黨組6個，基層黨委35個，總支144個，支部937個，黨員13509人。
　　為了應對長期執政的考驗，保持黨的先進性、凝聚力和戰斗力，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發展黨的組織、壯大黨員隊伍、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培養、選拔、調配干部；不斷用科學的理論、正確的輿論、高尚的精神、優秀的作品教育黨員、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致力于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變成全體黨員、干部的集體意志和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努力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公民；堅持從嚴治黨，根據黨組織及黨員的思想狀況和工作、生活作風，按照黨章、黨紀的要求，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純潔黨的隊伍，改善黨的作風，提高黨員素質，幫助和監督黨組織和黨員干部過好權力、名位、金錢、美色關，不斷提高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加強統一戰線和群眾組織工作，團結一切愛國的進步人士，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推進兩個文明建設。1949年9月成立農民協會，其后陸續成立工人協會、婦女聯合會、新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青年團、工商業聯合會、文學藝術聯合會、紅十字會等群眾團體。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被作為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建立并完善。1953年前，縣各屆人民代表會議作為縣最高權力機關。1954年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最高權力機關，對政府的重大政策進行審議，提出意見和建議，對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作出規劃，對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財政運作情況實施監督，對司法機構和政府機關的官員依法任免并監督其履行職責。“文革”期間，縣人民代表大會沒能按時舉行，也未能切實履行職能。1978年，縣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標志著人大的職能得以恢復，隨著法制的逐步完善和法治的逐步推進，縣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在全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縣人民政府是縣級最高行政機關，在中共竹山縣委領導和人大的監督下開展政務活動。1954年6月～1968年1月，竹山縣人民委員會行使縣人民政府職權。1968年1月成立的“竹山縣革命委員會”代行縣人民政府職權。新中國建立后，百廢待興，百業俱舉，人民政府的政務活動空前繁重。其內容大抵有三：一是管理經濟。它又可分為實業建設，宏觀調控和市場規范3種。凡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工業、商貿、交通、通訊、城市建設長期作為政府的重要任務進行建設，其發展規劃、基本建設、生產組織、收益分配、乃至產品營銷無不由政府包攬。80年代后，政府著力改革統得過死的計劃經濟體制，倡導政企分開，從過度競爭的經營性領域退出。在農村實行土地承包經營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給農民以經營自主權；在工業領域給企業在用工、產品經營、利益分配上以更多自主權；在第三產業領域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使縣域經濟的活力增強。二是推動社會事業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廣播電視多業并舉，既傳播知識，改變觀念，又娛樂身心促進健康。三是進行社會管理。加強民政工作，救濟、撫恤、優待、褒揚、婚姻登記、社團管理、殘疾人事業、農村社會保險等無不包容其中，極力推行而漸至斐然。移民隨時政需要和經濟發展而安置。扶貧事業長期堅持，80年代后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而常抓不懈，成為貧困弱勢群體的福祉。干部隊伍人事管理、勞動用工的依法規范分別由人事部門和勞動部門負責。外事、僑務、方志修撰、老齡工作亦各付有司。人口控制自70年代初開始實行，20年堅持不懈，控制了人口數量，提高了人口素質，改變了婚育觀念，促進了社會進步。社會治安以確保社會穩定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為目標，堅持打擊和防范并舉，實行公安機關和社會各界聯動，爭取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和支持，進行綜合治理。雖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工作重點，但刑事偵察和預審、治安案件查處、戶籍異動管理、交通安全維護、消防則是其基本業務。政府在基層建立民間調解組織，進行法制宣傳，提供法律服務，調處民事糾紛。土地管理的主旨在于依法保護耕地，保證國有土地的依法使用，80年代中期后漸至重要。
　　武裝斗爭作為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法寶一直受到重視。新中國成立后，黨堅持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同時不斷加強和改進地方人民武裝工作。50年代，縣委領導地方軍事機構組織民兵支前、清匪反霸、參加土改、鎮壓反革命，保衛了新生的紅色政權。60～70年代“大辦民兵師”，民兵在經濟建設、維護治安、戰備執勤方面屢立功勛。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縣委進一步重視和加強人民武裝工作，在堅持建設民兵組織的同時，著力對全民進行國防教育，繼續開展擁軍優屬活動和動員適齡青年依法服兵役。
　　司法是社會管理的重要手段和途徑。1955年前，法院、檢察院(署)尚作為人民政府的組成機構，1955年方獨立設置，“文革”時期接受“軍管”，分別于1973年和1978年恢復正常，成為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其主官的司法主體。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與公安部門等互相配合、互相監督、互相協調，共同維護社會穩定。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法制與法治漸成為社會管理的基本取向，司法機關的職能得到強化，業務不斷擴展。

(五)

　　晚清，官府雖致力于明教化、育人才，縣立書院，鄉建社學，富庶之家設私塾，名門大族建義學，鄉民以讀書為榮，但學校終究寥寥，民眾家境困頓，能人學者極少，女孩子讀書者更罕見，文盲半文肓普遍，登科第者鳳毛鱗角。或螢窗苦讀經年，所學不能經世致用而終老鄉野；或幸而科考得中，也只能沉緬仕宦刻意虛名。民國時期，官辦教育機構增加，教育內容革新。40年代初鄭桓武主政，建校延師，興學有成。新中國成立初，政府于庶政倥傯中勉力興學，公辦、民辦學校互補。1953年推廣蘇聯教育模式，此后，教育漸推及鄉村而澤及全民，兒童、青少年、成人教育并舉。同時改革教育思想、原則、內容、方式，德、智、體、美、勞兼顧。1956年開辦師范，1958年增設高中，1959年辦農職業學校，教育體系日臻完備。“文革”中，學校停課鬧革命，教師成為“臭老九”，教學秩序被打亂，考試制度被廢止，教學質量降低。1978年后，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倡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風尚，恢復正常教學秩序，著力提高教學質量。分級辦學，多元投入，教學條件極大改善，教育體系更加完備。學子發奮，歷年有人在全國統一的高考競爭中脫穎，攻讀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留學海外者亦不乏人。
　　清朝以前，封建專制如同千年凍土、萬仞高山，近現代科學技術被阻隔于重重峻嶺之外。境內巫覡盛行，迷信泛濫。民國時期，雖提倡科學與民主，無奈戰亂不休，經濟困厄，封建文化積淀深厚，使得科學之燭照如同暗夜星火，醫療、文教、通訊、工業的興辦改進大抵可算近代科學在竹之發軔。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成立科學技術管理機構和各類事業機構，推動科學技術向各行業滲透，支持經濟建設多快好省地發展，同時興教育以傳播科學知識，破舊俗以改革文化心理，投資金以促進技術革新，倡革新以實現技術轉化。經過努力，科技事業不斷進步，其對經濟發展的支持也日顯重要。
　　竹山地連三省而受周邊文化的濡染，歷史上戰亂不休而致人民遷徙頻繁，移民文化特征突出。境內山重水復交通不便而使民俗的浸潤較少，一縣之地文化風俗殊異。以方言這一重要文化表征為標志，竹山可大致分為東、西、南、北、中等6個民俗區。一區之內，衣、食、住、行皆有特色，婚、喪、嫁、娶各有成俗，勞動娛樂別有風情。民間文藝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勞動號子高亢，山歌曲調悠揚。農事有田歌，節日有燈歌，迎春、婚嫁、鬧喪、宴飲皆可歌舞。鑼鼓、嗽叭奏于閭巷村野，笛、簫、箏、琴鳴于儒雅之家。民間書法造詣精深，高腔皮影獨樹一幟，剪紙扎花多姿多彩。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設立專門機構以宣傳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文化藝術工作立旨于“二為”(“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80年代改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取法于“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民歌、民樂、民舞等傳統藝術得以健康發展，電影、戲曲、攝影等新的文藝形式相繼出現，書畫成就享譽省內，篆刻藝術獨領風騷，文學創作浸透巴楚風韻，戲劇演出曾上首都舞臺。文藝事業既豐富了群眾的生活內容給人以娛樂，也承擔了勸勉的功能給人以啟迪。
　　晚清時，縣內無公立衛生機構，私家醫藥店鋪多集于城關，中醫不乏德技雙馨者勉力為民療疾，但往往力不從心。疫病爆發時，人們乞求于神靈，托命于巫覡，卻只能空耗資財，虛奉虔敬。童稚殞命、青壯夭亡屢見不鮮。民初，西醫、西藥傳人，但藥少價昂，窮苦百姓難以享用。政府辦理醫療實務，也如杯水車薪。天花、霍亂等惡性傳染病長期作歹。新中國成立后，公立醫療機構不斷建立，專業衛生部門逐步完善，醫療衛生重點向農村轉移，合作醫療發展使農民群眾得到醫療互助，中西醫結合使醫療技術互補。診病手段不斷進步，電子物理與生物化學竟顯奇功。預防為主被奉為衛生工作方針，大規模除害療病運動常年堅持。惡性傳染病已近絕跡，頑固的地方病得到控制，婦女、兒童作為特保對象，醫政、藥政堅持依法管理。
　　受經濟和社會環境制約，晚清民國時體育活動開展范圍狹窄，人們的健康水平低下。民間體育以習武為主，其它項目則是競技與娛樂結合，工余、節慶時進行。清末現代競技體育傳入，民國期間學校成為體育的主要陣地。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號召“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成立專門機構以組織領導體育工作，推動群眾體育運動開展，堅持把學校作為體育教育的主陣地，穩定推動體育競技水平提高。
　　思想輿論、時政新聞仰仗媒體而達到受眾。抗戰期間，省府派員蒞竹攜收音機收聽中央廣播再轉達于縣內政要，中共湖北省工委也于此期間遣宣傳隊來竹創辦《建竹旬刊》指陳時弊，倡議革新。新中國成立，黨和政府重視宣傳輿論。1950年設收音站，1957年縣廣播站首播，1977年城關首次接收電視節目。1993年25個鄉鎮均可收看電視，全縣擁有電視差轉站和衛星地面站105座，電視機2萬余部。開通有線電視系統后，自辦節目日趨豐富。50年代初，縣委辦公室辦《竹山電訊》，其后，縣委辦公室、縣委宣傳部、縣文學藝術聯合會先后辦《宣傳手冊》、《竹山農村》、《竹山文藝報》、《竹山宣傳》、《竹山報》等報刊。